鳞爪拾遗

鳞爪拾遗


张孝纯


 


到1983年8月止,我从事中等学校语文教学工作已满34个年头,但似乎迄今没有摸到它的规律。犹如入九重之渊探骊龙,没能取得颔下之珠,充其量只是抓到一些鳞爪。加以当初的许多细节都已淡忘,而“文革”的劫火又把仅存的少量资料销毁一空,所以剩存在记忆里的,更只是一鳞半爪了。现在掇取一些片段写出来,但愿对我们队伍中的年轻同志们,多少有些借鉴价值。


一意外的成功
1949年8月,我到北戴河临抚师范任语文教员,担任两个小学教师轮训班的课。那时我年仅23岁;而学生大都比我大,有的已四十多岁。我没有学过“语文教学法”,又是第一次当教师;而学生则都有若干年的教学经历和一定的教学经验了。特别是那时临抚师范实行一种民主制度:每月一次,在学校领导主持下,学生代表面对教师评议教学,常把一些教师评得面红耳赤。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我自然不能不惴惴然了。
出人意料,在那里我竟然获得了成功,有下列事实可以为证:
1?每次评议会上,学生代表都用最热情、最美好的语句称赞我的教学;2?不过半年,唐山专署文教科就确定我所在的语文教研组为专区教学实验小组,并任命我为组长;3?在参加工作刚满两年的时候,我竟然被评为唐山专区中等学校特等模范教师。原因何在?我后来得出答案:
首要一条是:我同学生的关系特别好,这弥补了我在教学能力方面的许多缺陷。当时有人告诉我:初登讲台,一定要摆出学识渊博、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镇住学生。我没接受这个好心的建议,而采取了相反态度: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不少情况下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幸亏这样做了,不然会闹出许多笑话。例如课本里有一篇写土改的诗,结尾是:“平大岗,填大洼,中间不动,还沾点坷垃。”我尽管能背诵一些周诗、楚辞、宋词、元曲,由于没参加过土改,对这几句却很茫然。我直率地请教学生,他们大笑着告诉我:“平大岗”比喻推翻地主,“填大洼”比喻把土地财物平分给贫雇农,“中间不动”指不侵犯中农利益,“还沾点坷垃”指中农也得到些胜利果实。我感谢他们;他们认为我不装懂,因而更信任我、亲近我。当然我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但很讲究方式。有位女生有四十几岁,她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学习,因此遭到少数学生讥笑。她底子差,作文求好心切,就拼命堆砌。有一次写师生到校外宣传,记得一开头她就写:“钟声惊醒我的南柯一梦,揉揉昏花二目,芳心不住地跳动。梳洗打扮之后,便姗姗地来到学校。操场上师生已经集成乌合之众。这时光阴滚滚向西流去。校长做了一回狮子吼之后,师生们就一匹匹(批批)出洞(动)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我并没有简单地批评她,而是通过个别谈话一方面肯定她尽力想把作文写好,一方面指出写文章应当用看来平常的语言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和表达思想感情,而不应胡乱堆砌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在班里讲评时,则表扬她作文努力,并指出“母子同校”齐攀文化高峰,精神可贵,是抚师的佳话。她很受鼓舞。临抚师范地处号称“七十二道沟”的太和寨村的西口,条件不好,从城市来的教师有的不安心,我曾写过一首诗赠他:“此乡殊不恶,东北近雄关,南接沧溟水,西临碣石山。莫嫌村落僻,应识海天宽。更喜群学子,切磋朝夕间。”后两句可以看做当时我与学生共同切磋的生活情景的概括。
近几年,我从一个刊物上获知,日本教育家把师生关系分成五个类型:放任型、命令型、温情型、亲爱型和尊敬型。教育成效放任型最低,尊敬型最高,而亲爱型次之。我的切身体会则是:敬爱型师生关系最理想。首先是教师真诚地尊重爱护学生,换来的必定是学生由衷地敬重爱戴教师,如此,教学效果就得到了很大保障。由于语文是最能触动学生心灵的学科,所以师生关系的影响尤为巨大。根据这一认识,在1983年拟定我的教学实验小组的规划时,我把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列为教师必须遵守的一条法规。


第二条是:我当时极力要把课教得有趣。师生关系很重要,但课教得很糟,也无法建立起敬爱型师生关系。好课的标准固然有很多条,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极为重要。怎样才能教得有趣,当时我认识得很浅,主要是:
1?不讲学生不需要或已经懂得甚至会了的东西。教学上的无谓唠叨,是学习兴趣的灭火剂。我当时讲课,一般是“粗线条”的,即根据课文内容的脉络、学生思维的脉络和我的教学构思的脉络,只抓几点认真推究一下,学生反而欢迎。
2?语言力求简明生动,解释力求深入浅出。我的口齿较清楚,说话逻辑性较强,因而在备课时对教学语言的提炼与设计很下功夫,以发挥这一点点“优长”。有些问题难解释,就调动别的教学手段。记得一次讲“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不易说明白。我想起郭老的一段论述,大意是:高尔基面貌不好看,汪精卫面貌挺漂亮,但在艺术家的笔下,高尔基的画像使人产生敬意,汪精卫的画像使人感到可憎。于是我分别从《母亲》的封面上和《新名词辞典》里找来这两人的画像,请教图画的孟老师放大摹画在两张纸上,向学生揭示,学生兴味盎然,而我省去许多唇舌。
3?要有一定难度,能使学生动脑筋。那时我不会说“跳一跳摘下果子”,更不懂什么“最近发展区”,但我本人学语文的经验使我确信:一点也不难的课,激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尽管听我课的同志往往认为我的课偏难,我仍然坚持上有一定难度的课。学生的反映与这些同志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说:他们爱上我的课,原因之一正是它有难度、有学头,不是“上不上,一个样”。
4?要努力把学生带入“情境”中去。苏联一位文艺家说:阅读作品是个再创作过程。我认为教师钻研教材和引导学生学课文,都可视为再创作过程。教师先做到如临其境,然后带领学生也做到如临其境。“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这是叶圣老1962年写的诗句,当时我虽然说不出,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总是努力把学生引入作品规定的氛围中,以富有情感的讲述唤起学生的共鸣,甚至使他们不知不觉中或笑或泣起来。这也是学生学得有趣的原因之一。
5?帮助学生找到提高学语文兴趣的突破口。我五岁开始学唐诗,不识字,由我伯父口授,七岁左右居然学完了《古唐诗合解》里的绝句诗,从此同诗结下不解之缘,梦中也读诗作诗。学诗就成了我学语文的突破口,扩展开来,对辞赋、戏曲、小说、散文无所不爱。所以我注意帮学生选定突破口。突破口可能因班因人而异。图解句子,一般都不感兴趣,很难成为突破口;但我教的师范班学生一度对图解句子着迷,甚至使教数学的杨老师向我“抗议”,说学生连数学题都懒怠做了。一般说来,学诗最容易成为突破口,千万不可放过。但也有以书法、写作、朗读、语文知识等为突破口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玉柱同志,1952年在昌黎一中高三班学习。据他本人回忆,在我任课之前,他们班的语文教师只会空讲政治,甚至把鲁迅的《风筝》里的“瓦片风筝”讲成“用瓦片做的风筝”,因此,他决定考农业大学了;我接课之后,他又决定学语文。当时,我是选定作文和语文理论知识为他的突破口的。听说,玉柱同志现在已经带研究生了。
此外,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包括课外阅读在内的课外语文活动。提到课外语文活动,人们往往只注意它使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的作用,而忽视它对于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和激发语文学习兴趣,具有语文课堂教学不可企及的地方。在临抚师范时,我不仅重视一般的课外语文活动,而且组织一些特殊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编写“双簧娃娃戏”的剧词、小演唱《给毛主席拜年》和《鸭绿江边》,由学生演出,甚至与学生共同演出《木兰从军》。直到后来在昌黎、隆尧工作时还多次主办表情朗诵会、屈原纪念会、杜甫纪念会、鲁迅纪念会等。


第三条是:重视汉字和词素(现亦称语素)的教学。字和词(语)素的教学,对整个语文教学具有基础意义,但多年来未被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脱离课文进行空洞的思想教育和以词解词之风很盛,而我却很注意咬“文”嚼“字”,这显然也是受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记得那时备课、听课,在字和词(语)素方面十分留意。如有位教师把“鲁达吼道”中的“吼”字解成野兽叫,我提出异议,认为“吼”字从口从孔(大),指大声叫喝,不专用于野兽。对方反驳:“反正好人不称吼,……”在座教师大都认为我输了,不料我突然举出国歌里的“发出最后的吼声”把对方驳倒。老师咬“文”嚼“字”,学生必然追随。如《辽尼亚和他的祖母》一课(节选于茅盾转译自英译本的苏联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中有一句:“西瓜闪着金光。”学生对“金光”的“金”字大加推敲。有的说:“‘金’字一定是印错了,西瓜怎能闪金光呢?”有的说:“苏联西瓜可能是黄的。”有的说:“‘金’字在这里不一定指黄色,可能指光泽很美,表现辽尼亚的祖母在德寇将占领她家乡时,多么舍不得离开。”幸好我手头有英译本《人民是不朽的》,经查对,原来这里的“西瓜”,在英译本里是pumpkin(南瓜),而不是water melon,显系误译。我为学生也能咬“文”嚼“字”而高兴。
汉字和词(语)素教学的重要性及其原因,我在《语文教学琐记》里曾说明过(见沈阳师院编的《特级教师笔记》),不重复。但愿意说明:近年内我编成一本《字法教程》,在邢台八中初一两个班试用,正是我当初重视汉字和词(语)素教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调动学习兴趣,重视汉字和词(语)素的教学,这三点,我至今认为对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极为重要。但这三点都是我在学语文过程中从我的老师(包括我的家庭启蒙老师伯父)那里学来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教学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凭着自身学语文的经验进行教学的阶段。


二失败后的胜利
大约从1952年下学期开始,我对凭自身学语文的经验进行教学的现状,很不满足了。可以说进入了第二阶段——对语文教学的原则、方法进行思考的阶段。这时我已经学过凯洛夫《教育学》,知道五大教学原则和讲解、谈话等教法。也已经学过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且想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当时我意识到:五大教学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学科的教学原则,中学语文教学还应当有自己的具体原则;教学方法的运用,应适应语文学科的特点,根据教材、学生、教师的实际来选择、配合。对于这些朦胧的认识,这里不具体介绍,而想着重说明:我当时的一些有关教学论的认识,固然有不少来自教育理论学习和比较“成功”的教学实践,但也有许多来自失败。“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对语文教学工作完全适用,关键在于对失败持正确态度:冷静分析,引出教训,再做努力,转败为胜。这点体会,对年青的语文教师同志们,也许不无用处。
在我的语文教学生活第二阶段里,有两次失败使我难忘。第一次失败发生在1952年冬。当时,唐山专区举行中等学校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的重点发言,博得与会同志的赞赏。会临结束时,根据与会者的提议,临时决定由我举行一次观摩教学,教材是话剧《龙须沟》(节选)。课教得很糟,糟得使熟悉我的同志和我本人都不敢相信。有人在背后冷嘲热讽了:“发言头头是道,讲课稀松平常!”课后,我冷静分析,发现:在备课时,我把教材、学生和自己都估量错了。原以为:教材是语体的,入耳即解;高中学生,而且看过电影《龙须沟》,理解更无困难;我本人是戏剧爱好者,并且读了《龙须沟》全剧本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讲解不成问题。教学实践的失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许多缺欠,特别是由于我没有做过正式戏剧作品的写作尝试,对剧本这种文学形式自以为懂得,其实并不懂得。于是我找来冼群著的《戏剧手册》读;1953年夏又应唐山专区实验剧团之约,把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改编为戏曲本演出,从导演、演员那里了解到许多我不懂的知识(特别是舞台知识)。这年秋季,我教课本里一个苏联的独脚独幕话剧,听课的正好有一位刚从文工团转业的同志,他对我的课感到惊异,我的“自我感觉”也是良好的,同学也满意。这一败一胜的事实使我懂得:备课除要求对文、人、我三方要有较好的了解外,还要求教师具有比教科书内容多得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特别是教师的语文能力储备尤其要紧,教师只会说不会做,不可能把课教好。教师教学生听、读、说、写,自身就应当有相当过硬的听、说、读、写本领。我甚至认为,对一般人不应要求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但中学语文教师还是练习写写的好,写不好没关系,不写不知个中滋味,教起来难免搔不到痒处。亲自试一试再教,大有助益。
第二次失败是在1953年秋,当时《红领巾》教学的经验正在全国推广,唐山专署文教科的同志让我试一试这种教法。我勉强同意了,模仿《红领巾》教学用谈话法、图解法做了一次尝试,结果是失败。课后自思,这次失败不能归咎所谓《红领巾》教学法本身,而在于违背了从三个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和巧妙结合各种教法的原则。于是,我立即回到这个原则上来,坚决不走机械模仿的路子。不久,机械模仿《红领巾》教学之风吹遍全国,千篇一律的谈话法、支离破碎的图解法、把人物形象变成干巴巴几条筋的架空分析法,充斥语文课堂,甚至闹出讲《田寡妇看瓜》要提问“什么是寡妇”之类的笑话来。但由于从失败中及时总结了教训,我没有被这股风吹得晕头转向。1955年4月,我奉调到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作。为了在省内纠正照搬《红领巾》教法的偏向,河北省教育厅决定在通州女子师范举行一次全省性中等学校语文观摩教学,教师是臧小实同志,教材是《分马》。由于教案设计遇到了困难,省教研室董遂平主任授意由我编制教案。教案编成了,有关同志认为它摆脱了《红领巾》教学后出现的毛病,主要是:1?避免了架空分析,把语言因素、文学因素和思想教育因素较好地结合了起来;2?避免了单一的谈话法,使多种教法较好地结合了起来;3?没有形式主义地采用图解法,防止了对文章内容的割裂和简单化。虚怀若谷的臧老师采纳了这个教学设计,并以她的老练的教学技巧把它贯彻到教学过程中去。她获得了这次观摩教学的成功,我也取得了用第二次失败换来的胜利。接着,河北省的中等学校几乎处处“分马”,新的形式主义的偏向,又等待我们去纠正了。
通过对这两次“失败—胜利”的追述,我想说明:1?教学不应满足于凭借经验,而应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有利于纠正错误,变失败为胜利;2?教学要从教材、学生、教师的实际出发,克服单纯教法观点,力避依样画葫芦的机械模仿;3?教师不但应当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而且应当有足够的能力储备,不应当只会说不会做;4?不要害怕失败,失败往往比成功更能使人获得深刻认识。


三厄运中的幸运
从1957年到1977年,是语文教学摇摆最大的时期。这20年中我也一再陷入政治厄运。“廿载沉冤疑梦幻,十年浩劫葬韶华”,确是这一时期我的政治生活的写照。但是,从语文教学角度看,我却从厄运中获得了某些幸运。
继“反右派运动”之后,开始了“大跃进”,汉语、文学分科的实验被彻底否定了,语文教学纳入“教育革命”的轨道,变成直接地、简单地为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服务的手段。当时我在团泊洼接受“监督劳动”,被指定为农场干部夜校的语文教员,接着又任农场子弟学校的语文教员。劳动和生活都很艰苦,但“教育革命”的“东风”却吹不到这所学校的避风港,因为那里的干部、职工颇有些务实精神,希望自己和儿女学些真本领,而且我们这些“右派教员”无权谈论当时的阶级斗争,因而并不要求我们的教学“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当广大语文教师不能按规律进行教学的时候,而我却能在这块语文教学的“桃花源”里从容回顾、检讨已往的教学实践,“明目张胆”地应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教法进行教学,并赢得干部、学生及其家长的满意,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特殊的幸运。
我恢复工作四年多,“文革”浩劫开始了,当时我在邢台一中工作,曾两次入“牛鬼队”。囚徒生活是痛苦的,在劳动空余时间更痛苦。为了使精神有寄托从而减轻痛苦,在避开“红卫兵”监视之后,我常常阅读英文版的马列著作,或者默默地回顾、检讨过去的教学实践。当一般语文教师只能为“字字句句讲出方向路线来”而努力的时候,我却能不受影响,保持教学思想的纯洁性,对于一个愿意为语文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来说,也可以算幸运了。当1973年我在“群众拿帽”的情况下重登讲台的时候,我以较前远为成熟的教学技巧,赢得了对我心怀戒备的学生的好评。更为主要的是,通过这两次回顾、检讨,我较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是:1?语文课不注重教语文,——这是忽视语文学科的特殊规律;2?不善于对语文现象做科学说明,——这是忽视语文本身的科学规律;3?不能用科学的认识论指导语文教学活动,——这是忽视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的认识规律;4?语文课堂教学同其他语文学习活动严重脱节,——这是忽视语文学习和实践的整体性规律。针对这四点,我坚持:1?在文道统一的前提下,突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教学;2?对语文现象力争做简明准确的科学说明;3?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组织教学过程,即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感知、理解、保持、应用等积极认识活动,实现由无知到有知、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4?把课内外各项语文学习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阶段使我认识到回顾、检讨已往的教学实践的重要性,因此认为这个阶段是我在回顾、检讨教学实践中前进的阶段。


四经验基础上的实验
上面提到的四点,远不是完整的。我痛感语文教学的改革不能局限于某些局部,更为需要的是对语文教学整体规律进行探索的研究和实验。“四人帮”被粉碎了,语文教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也恢复了政治生命和教学青春。1980年夏,在“全国优秀教师青岛暑期活动”中,我参加了“教学实验研究小组”,并于同年秋季在邢台一中高一的两个班开始了实验。当时,单枪匹马,大有“荷戟独彷徨”之感。一年之后,与陈臣仲同志协同作战,在高一四个班进行。但高考迫在眉睫,许多想法难于实现。1982年9月,河北省教育局领导支持我重新选点从初一开始实验,经过一年的准备,在1983年9月组成教学实验小组并正式进行实验。我的语文教学生活的第四阶段——对中学语文教学整体规律开始探索的阶段,就这样开了头。
详细介绍这个实验,会大量浪费篇幅,这里只做个简介:
这个实验是从初一年级开始的、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探索性与检验性相结合(即“开始班”进行探索、“继起班”进行检验)的中学语文教学实验。目的是:试图突破以“多读多写”为主要途径的传统语文教育思想的局限,力争在较少的教学时间里,以较小的课内读写量和课外作业量,做到:教会学生学语文的方法,养成他们自学语文的能力并初步形成习惯,提高他们听、说、读、写能力和认识能力(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想像联想力、思考力)。这一目的的核心是力争事半功倍。教学实验的指导思想是: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既要全面提高能力,又要减轻课业负担;3?既要有教师的积极性,又要有学生的积极性;4?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普遍推广的可能性。教材是采用人教社编的通用语文课本,但自编两种辅助性教材:1?最基本的语文规律教程(包括字法、词法、句法、篇法等教程);2?参读文选(每学期若干篇,分为类比、对比、导引、补充、印证等型,供课前、课中、课后参用)。教学基本途径可用六句话概括:补好基础;培养兴趣;着眼训练(以提高语文训练效率为中心);导以规律;利用环境(语言文字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开发智力。教学方式方法总称为“精讲巧练法”。在阅读教学中,精讲主要指:充分发挥单元教学优势;切实把握教学要点(重、难、疑、特四点);坚持导以最基本的语文规律;适应“研习法”的需要改革课堂教学结构(预习见疑——质询研讨——巩固深化);努力实现教学用语和板书的精练化。巧练主要指:把多种多样的听、说、读、写、思的训练,组织到全部教学过程中去,使教学过程由互相连结、渗透的若干练习群组成;重视学生掌握并运用基本语文规律;设计事半功倍的高效练习,做到:有趣,有理,有法,有序,突出关键知识,知识重新组合,多种官能并用,富有智力价值,联系现实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在写作教学中,改革重点是:写真实;讲序列;重积累;开思路;求自改。在课外语文活动中,坚持学生自觉自愿与教师有效指导相结合,以课外阅读为中心,以兴趣小组为主要组织形式,开展小型多样活动。在语文课各组成部分之间,坚持下图所示的总体结构(图略,参见《“大语文教育”刍议》一文)。在考查、考试方面,主要是:变以考核知识为主为以考核能力为主;纠正只考读、写不考听、说的偏向;在考题设计和成绩评定中逐步打破由教师包办的旧传统。按照规划,“开始班”每年授予“继起班”教学设计、辅助教材等十种书面资料,作为进行检验性实验的凭借。1990年争取写出书面成果《中学语文教学最佳途径之探讨》的“初探”部分;在第二、第三轮里陆续完成“再探”“三探”部分。
1983年7月,我有幸向中央教科所所长张健同志、上海师院副院长陈育辛同志汇报实验规划。陈院长鼓励说:“这是以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为基础的实验,成功有把握。”是的,这个实验确是在用国内外语文教学理论对自己的教学经验做了一番检验之后提出的,可以称之为“经验基础上的实验”。至于成功,则只是我的希望而已。


五力量的源泉
三十四年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我献身中学语文教育事业之心未尝稍懈。这是因为有党对语文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做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央政治局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过问语文教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这里愿意极简略地提一下河北省三位党员领导干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位是解放之初任唐山专署文教科长的谭思源同志。他爱才如渴,对知识分子以“知己”相待。他是第一个发现我有培养前途并大力加以培养的人。
第二位是1957年前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文哲同志。他博学多才,精通教育学和语文教学。当我在河北省教研室工作期间,他大力支持我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推广我提出的教改意见。更感人的是,在我被定右派时他竟冒风险保留了意见。可惜当我知道这一事实时,他已被迫害致死好几年了。
第三位是粉碎“四人帮”后任河北省教育局长的续树伟同志。为了给我建立教学实验点,他在病中几次给地方党政部门写信,并委派李春副局长亲临定点。没有他的支持,我的教学实验是搞不起来的。
这三位同志身上,体现出党对一个普通语文教师的支持、关心。动人事例颇多,限于篇幅不赘述。我希望教育界的领导同志中,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们三位一样,善于发现青年语文教师的才能,支持他们,培养他们,做他们的“知己”。这将是祖国语文教育事业之大幸。我为语文教育事业,也为我们队伍中的年轻的战士们,虔诚地祝愿着!


(发表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和语文教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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