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贱民”

中国的“贱民”


张国生


 


“文革”中就知道,印度有个“贱民”阶层——他们一出世就属于“贱民”,一生贫穷,遭受着各种虐待。


  印度的种姓分为四类: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和工匠)、首陀罗(奴隶),其余的则属于绝对不可接触的“贱民”。按照印度教教义,贱民被称为“达利特人”,意为“不可接触之人”,其他种姓不仅不能与他们交往,连喝水都不能共用一口井。贱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打扫房间等。


印度的贱民制度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时印度还是奴隶社会。近代以来,不断有人呼吁废除贱民制度,并为此发动运动,也有人创建贱民政党,制定反歧视行动计划。圣雄甘地自己就领导过一次运动,要求废除贱民制度。但效果都不能令人满意。


现在,印度的宪法禁止种姓歧视,并明确废除了贱民阶级,但印度教仍以阶级与严格的社会规范实际支配日常生活,所以时至今天,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据统计,目前印度10亿人口中,贱民约为1.6亿。他们之中大约2/3的人目不识丁,只有7%的人能喝到洁净的饮用水,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


 


在我们中国,虽然没有“贱民”的名称,但实际上也一直存在一个“贱民阶层”,甚至是“贱民阶级”。


在共和国历史上,这个“贱民阶层”就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被剥夺了土地、财产,也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还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从事扫大街、扫厕所之类肮脏和低贱的工作。他们的子女,不能入党、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提干,甚至不能加入红卫兵、红小兵,也不能从事较好的工作。


在共和国的现实社会,这个“贱民阶层”就是农民。


“解放”以后,农民被没收了土地和牲畜,成了“无产阶级”。然后“二元”的户口制度将他们绑在土地上,干最辛苦的活,拿最少的收入,却交最多的赋税与征购。拿“工分”的年代,农民一天的劳动报酬只有几分钱。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现在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了,叫做“农民工”,但他们大多数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例如挖煤,扫大街,收废品、盖房子。还经常被克扣和拖欠工资。他们的子女也不能随着进入城市学校,更不能参加中考高考。他们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死也同命不同价。最近义昌大桥坍塌,遇难者中,城市户口的赔40万元,农村户口最多赔18万。


实际上共和国的“贱民”绝不限于农民。


工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本不属于贱民,甚至还有过一段“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荣耀。但“下岗”之后,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贱民,命运甚至比农民还悲惨。农民只要有一亩地还可以保证一年有饭吃,而下岗工每月200元的低保连饭都吃不饱。


同是工人,还有国营与民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分,相对于月薪8000元的抄表工,所有民营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都是贱民。


教师本来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属于贱民,但共和国的教师不但在文革中是公认的贱民,而且现在也分为“在编”与“不在编”两类,还有“代课”一说。相对于“在编”的,“不在编”的、“代课”的,收入差一半以上,也是贱民。


其他行业也是这样。例如警察,虽然不在编的“协警”也可以欺负老百姓,但相对于在编的,他们也是贱民。


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来说,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贱民。他们即使在北京、上海工作,户口也不能迁入,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参加那里的中考和高考。现在京沪两地终于“放开”异地高考了,但外地人只能参加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考试。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子女只能当农民工,贱民的子女仍然是贱民。


最可气的,相对于官员,共和国的全体百姓都是贱民。我们共和国从来只有官权,没有民权,大官有大权,小官有小权,没官就没权。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看看那些房叔、房姐、房祖宗,看看薄熙来、刘志军、雷政富们的所作所为,看看天上人间的生活,再看看那些向官员下跪的访民和大学教师,哪个中国老百姓敢说自己不是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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