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上)

 


 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张孝纯先生开创“大语文教育”30周年纪念


 


张国生


 


师张孝纯先生去世已经20年了,他亲自开创的“大语文教育”实验与研究也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历史证明,“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一)


 


1926年农历219,张孝纯先生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三岁时,过继给伯父,并接受他亲自进行的严格家庭教育。张孝纯是一个早慧儿童,5岁时已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绝句,并开始学作诗。6岁这年伯父生日,来了许多宾客,大家知道这个小孩会作诗,鼓励他作一首,还有宾客指堂前大公鸡为题,于是他当即口占一首《咏雄鸡》:


        此鸟禽中英,不为呖呖鸣。


        一鸣惊众梦,震落满天星。


此诗震惊四座。


接着读了6年私塾,读完《四书》和《诗经》,并能全部背诵。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孝纯先生曾告诉我,他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背书其实不是在背,而是在念——一篇诗文读过几遍之后,两眼一闭,书上文字、图画就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连大字的“经”、小字的“传”都历历在目,照着念就是,当然一字不错。可惜的是,这种特异功能在十几岁之后逐渐消失,但记忆力仍然远超常人。


13岁那,他进入号称“京东第一名校”的唐山丰滦中学。6年中成绩一直优秀,尤其语文和历史是根本不用学的,于是广泛涉猎其他经典,更多地背诵。据他说,“四书”和“五经”,除了《易经》之外,他全能背诵。他曾多次当我背诵古代经典,滔滔不绝,虽至晚年而不忘记。


1945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那年日寇刚投降,燕京复校、招生都推迟,直到十月底才开学,并且由于这学期太短,这年春节未放寒假。当时国文老师以残腊杂感为题让学生作文,孝纯先生没有作文,却在两节课内草成10首七律,分别忧民、忧国、忧家、忧父、忧母、忧妻、忧弟、忧妹、忧友,忧己。最令人惊叹的,这10首诗竟然是同一韵脚。


当时任教的阎简碧、徐绪典等先生大为惊异。那时朱自清先生也在燕京任课,见到这“十忧诗”也很惊异,并想见见这位学生。于是孝纯先生与先生结为密切的师生关系,多得他的指教。读完第一年预科,孝纯先生选入教育系,先生为他惋惜并劝阻,认为应选政治系(当时政治系毕业多会成为高官),或选自己所在的文学系。但孝纯先生回答,当老师是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12岁时就写过《述志》一诗:“莫道为官好,何如育俊才?薪传火不尽,桃李满园开。”他对先生说:先生用心血浇灌了我,我愿再用自己的心血浇灌他人。于是仍入教育系。


19498月,孝纯先生走上教坛,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调昌黎汇文中学。他的课异常生动活泼,异常有感染力。汇文中学学生,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教授的宋玉柱先生曾撰文回忆,他原先爱好园艺,想报考北京农大园艺系,但是,“张老师一接我们班的语文课,大家顿感耳目一新,感到课讲得生动、活泼,既能给人以形象的感染,又寓教育于文艺熏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临毕业时,毅然决定报考中文系,终于考取了南开中文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弃农学文,主要是由张老师的语文教学吸引的,特别是张老师对我的课外引导起了决定作用。”[①]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张孝纯先生20多岁便蜚声唐山教育界。


1955年,29岁的张孝纯选调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负责全省语文教研工作,青春得意!但好景不长,1958年“反右”中,因给党提 “应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意见,先生被打成右派。因不承认这是错误,还给毛泽东写“血书”,又定为“极右”,发配团泊洼强制劳改三年[②]


1961年“劳改”期满,随后下放隆尧一中。第二年高考,他放了“卫星”——所教班级不仅考上的人数多,还有一个考上北大法律系,是隆尧一中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于是1963年被“挖”到邢台一中。


孝纯先生在邢台一中工作了将近20年,但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 “思想革命化”、“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度过,惨遭迫害。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廿载沉冤疑梦幻,十年浩劫葬韶华”。但即使是当“牛鬼”期间,他渊博的学识也为大家所公认,有“活字典”的美誉,并以“牛鬼”之身,担任教学和教研中坚。


阴霜扫除后的1979年,孝纯先生晋升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河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顾问。198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常委……这位当了21年“右派”,文革中九死一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为语文教坛的一颗巨星。


孝纯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并于1983年选邢台八中作为实验点,主持十年实验。也就是在那时,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亲传弟子和实验教师,朝夕相处十年,直至19921025日先生因癌症逝世。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语文教学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系统的、能动的和强有力的培养训练。先生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总体模式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开展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学习环境。这种思想和模式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的高远廓大的境界。


正如张孝纯所言,“大语文”实验班学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能动的、网络式的和强有力”的训练,教学效果非常好。这表现在:①学生思想品德发展好,学习动力强劲。②智力素质、非智力素质发展好。③中考、高考,多次名列全市第一,还出过“状元”。④学生知识面宽,知识积累丰厚。⑤有探究精神、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实验班获得过邓颖超发起、团中央组织的“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奖”、“全国创造杯活动奖。⑥成材率高,实验班学生中,现有世界顶级公司的研发人员,有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教授,有国内的名医,也有国内政界的新星。


 


(二)


 


在语文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许多曾经名声显赫的名师,随着他们的退休、去世,其教育思想会渐趋式微,乃至销声匿迹。但是,张孝纯却不是这样,他创立的“大语文教育”思想不但没有随着他的去世销声匿迹,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大语文”。这不是我在瞎吹,而是许多专家的论断。例如课标组成员、人教社小语室主任、小语会理事长崔峦先生在回答“课标倡导哪些课程理念”时就说:“《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建设上,倡导要有大视野,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③]再例如王锋《深入领会〈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内涵》一文说:课程标准“尤其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无论是‘前言’部分,还是‘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部分,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努力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语文教育体系。”[④]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说,课程标准确实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确实,课程标准在以下10个方面与“大语文教育”高度契合:①提高语文素养,②贴近现实生活,③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导向,④积极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⑤高度重视语文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⑥开展综合性学习(语文活动),⑦跨学科语文学习,⑧多读书、多积累、少做题,⑨重视口语交际,沟通听说读写,⑩加强汉字教育。


2.新课本也实行大语文。翻开人教课标版初中语文课本,每册的“写在前面”把新的语文课本比作“语文学习之旅启程”:“在旅行中,你将看到,语文的含义丰富了,语文的外延扩大了。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不仅要在课堂上学语文,还要在生活中学语文……”这简直就是一篇实施“大语文”的宣言。有篇文章开头就说:翻开新课标课本,“扑面而来的是时代气息和改革锐气,集中体现了素质教育精神和大语文教育思想。”[⑤]


3.考试的指挥棒也转向大语文。现在无论中考还是高考,都不再重视课本静态内容的考核,而是重视语文素养,重视语文积累,重视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我们邢台的一位特级教师陈臣仲先生甚至断言:即使是单纯追求升学率,也得实行“大语文教育”。


4.现在全国各地名为“大语文”的实验如雨后春笋,报刊、书籍、网络中,“大语文”数不胜数。例如《语文学习》从1993年开始在封面上引录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克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主编唐晓云先生说,这说明他们的是赞同“大语文教育”的。《语文报》和《语文教学通讯》宣称,他们的办刊方针就是“大语文教育”;他们初中版主页的“主编寄语”是:“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将继续高扬‘大语文教育’的旗帜”。假如你用百度搜索“大语文教育”,百度会提示:“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2,150,000个”。再搜索“大语文”,则有4,300,000个。看到这种局面,九泉之下的张孝纯先生应当欣慰地含笑而眠。


5.许多专家给以很高评价。刘国正先生曾两次来邢台考察我们的实验,听我的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和推介这种思想,还写诗赞扬:


燕赵多佳士,今传大语文。语文譬花果,社会乃其根。


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八方争览胜,烂漫杏坛春。


顾黄初先生与张孝纯先生接触后曾发表文章说:“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北师大的课程论专家张锐先生发表文章:《“大语文教育”是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成功实验》。朱绍禹先生来我们这里考察后说:“大语文教育”代表了语文教育发展的方向,并且预言:“早晚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向你们靠拢!”


面对这样的影响,你不得不感叹:“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三)


 


“大语文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我认为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理论体系完备而系统。


从张孝纯先生发表的文章看,“大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完备、十分系统的:


有基本特征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刍议》《“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一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从整体到局部的各种模式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二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三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对思想源流的探索,如《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


有对各种课(阅读课、写作课、精读、自读、参读、文言文、活动课)的内容与方法的阐述,如《谈语文课的单元教学》《阅读课文教学四议》《“参读”管窥》《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大语文教育”》《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作文“自改”初探》……此外孝纯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课例和教案作为例证。


 


二.立意高远。


“大语文教育”不是像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名师”)那样,只把语文教学局限在课堂上,只关心字、词、句、篇的技术训练,甚至只关心考试内容和升学率。


刘国正先生曾为《大语文教育论集》作序《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他写道:


我认为,“大语文教育”是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


    立意高远,首先表现在着眼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进行素质教育…… “大语文教育”针对这一弊端,从课内到课外,从家庭到社会,从语文运用到生活态度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语文成绩优异,而丑素质远远超出一张语文试卷的要求。


其次,“大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可谓高屋建瓴……


 


三.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


牵牛要牵牛鼻子——用力小,作用大;牵牛头、牛角、牛腿、牛蹄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联系生活,就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一联系生活,立刻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训练有效,境界开阔。而联系生活,正是“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大语文教育”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我们的课,内容那么丰富多彩,那么生动活泼,训练那么扎实高效,兴趣那么浓厚,根本原因就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相反,如果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脱离、隔绝,只坐在教室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所谓语文训练,肯定枯燥乏味而且低效,而且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头脑就会空虚,思想就会枯竭,语文的教与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从《论语》等儒家典籍可以看到,孔夫子的课堂上,教学就是联系生活的,所以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此后两千多年,语文教学联系生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整个封建时代,语文教育是背诵四书五经,是应科举取士,是按照朱注代圣人立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近代以来,尽管有陶行知引进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并在晓庄进行实践,但绝大多数学校并未如此。1949年以后,尽管叶圣陶先生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写过一系列文章提倡;尽管吕叔湘先生早在60年代就曾经“代语文教师呼吁”,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社会对于语文、对学生有极大的影响。然而,都并未引起学校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育观念上的触动。相反,受50年代学习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语文课堂是凯洛夫“三中心”的天下。“文革”当中,语文教学倒是“联系生活”的,但那时语文课成了政治的婢女,语文教学被政治强奸,滑了天下之大稽。“文革”以后,语文界出现了一批教改的先锋,而且各有很大成就和影响,但真正从宏观上设计语文教学改革,并明确解决联系生活问题的,似乎还得付之阙如。


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语文教学联系生活问题的,是张孝纯,是“大语文教育”[⑥]张孝纯先生在“大语文教育”的开山之作《“大语文教育”刍议》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大语文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其中第一句就是:“联系社会生活”。然后在系统论述这个思想体系的“大语文三论”的第一篇《“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中更明确地提出:


我们所提倡的“大语文教育”,概括地说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三,构建了语文教学的“最佳结构”。


物质的结构不同,性质和功能就会有很大不同。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只是因为结构不同,才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和硬度。“一体两翼”,这是“大语文教育”的总体结构,也是语文教育的“最佳结构”。


这是孝纯先生的独创,是他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孝纯先生认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是课堂教学;而两翼,一是语文课外活动,二利用语文环境。孝纯先生还设计了一张“一体两翼”的结构示意图,他特意把这个结构图设计成一只鸟的形状。他说:“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飞。”[⑦]把课外活动比做“借清水浇花”:不只靠教师本人这“一桶水”,费力不多,而收获常常出人意料的大,事半功倍。但“借水浇花”总需提水之劳,而“利用语文环境”,可比做“借沃土育苗”,土中自含肥料,用不着园丁再去施肥,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自生自长,可谓“师逸而功倍”。[⑧]


“一体两翼”的结构也可以用下面这张图表示:








从这张示意图可以看出,“大语文教育”的课堂更广阔,教与学的渠道更多,因而效率也更高。


“一体两翼”的最佳模式是语文教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但突破了课堂、课本这个“狭的笼”,而且突破了“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使语文学习的范围扩展到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之中。


这种观点和《语文课程标准》高度契合。语文课标指出:“应高度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课标主张把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等等的日常生活都当做语文课程的资源。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这正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四.独特的出发点和人格魅力。


 


待续









[]宋玉柱《怀念》一文,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另见《四十九年前读了<>》等文。



[②]这三年“劳改”情况,参见著名报告文学家祁淑英所写的《啊,特级教师》,发表于报告文学集《妈妈,五丫对你你说》,花城文艺出版社19811月出版。



 



[③] 《〈语文课程标准〉问答》,见人教社网站 / 课程标准 / 语文。



[④] 《陕西教育》2002年第3期。



[⑤]黄伟《切实推进语文教材改革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见人教网>初中语文>教师中心>同步教学资源>七年级上册>教材与教学>教材研读


 


 


 



[]此观点见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最初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 同上。



[] 见张孝纯《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发表于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语文教学在前进》。



[]作于1953年:“烛影摇红,风光好,画堂春暖。贺新郎鹊桥仙侣,万年欢恋。连理枝头飞彩凤,并头莲宿双双燕。喜团圆,指日耍孩儿,休卜算。调笑罢,后庭宴,剔银灯,解佩环。赴阳台涌起巫云一段。鱼游春水花心动,鬓云松却杨枝软。隔帘听低语诉衷情,声声慢。”其中含有贺新郎、鹊桥仙、卜算子、调笑令、诉衷情、声声慢等26个词牌名。



[11]《乌有先生历险记》是张孝纯先生为高考复习撰写一篇文言文,不仅是一篇生动引人的故事,而且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文言知识的复习和练习题,囊括了中学课本中几乎全部的文言词法、句法知识,还有人称词23个、时间词36个、通假字66个、常用文言虚词46个、应重点掌握的文言实词200多个。可从网上搜到。



[12]发表于《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13]张孝纯《成家<今古奇观>戏初探》,发表于《成兆才先生纪念集》(梅兰芳先生题写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12月出版。



[14]最初发表于张志公、刘国正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8月出版。后笔者所辑《大语文教育论集》等书收入。



[15]见张孝纯《鳞爪拾遗》,发表于刘国正主编《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上)》有1个想法

  1. 张孝纯是1963年9月被隆尧一中(省重点)书记赵某某大抓阶级斗争时排挤出去的。此前二年,利用他提高升学率。此时,要调他到隆尧二中(县办)去。邢台地区得知,要调他到邢台一中。恰好此时张廷灿由下马的邢台师院调到河北隆尧一中当校长,得知此事,听到老师们对张孝纯业务水平的议论,曾多次派副校长张慰农到地区教育局请求,极力挽留张孝纯。但未办成。对张孝纯的态度,成了书记、校长双方矛盾的开端。文革时,“挽留右派分子张孝纯”是两位张校长的重要罪状之一,大受批斗。据我了解,不是邢台一中挖人墙脚。[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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