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张国生


 


教书40年,形成一个认识: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


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读够了万卷,行够了万里。如果把一“卷”理解为一本、一部,大概还差不少。若再把“破万卷”理解成把书读破、翻烂,就像孔子韦编三绝一样,则更差得没影了——我读书多是不求甚解的。但“卷”的原始义和早期义,其实就是竹简之一卷(读三声),那一卷竹片片其实写不了多少字,大致相当于当今几张到几十张纸,或较长文章之一篇。《史记》共526500字,130卷,平均一卷4千字。有资料说,“万卷”最多相当于现在32开本500页的书300本。如果这样计算,我早已读过几个“万卷”了。“行路”也这样,若只算步行,且必须是像司马迁那样访古探逸,我肯定没行够,若乘坐交通工具也算,则不知多少个万里了。


参加工作以来,我读书大概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


1.饥不择食阶段。


就是那个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100倍”的时代,除了毛选、马列,两报一刊,几乎没什么书可读。这时的我,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一样,凡能找到的书都读。毛选和语录是读得最多、背得最多的。当时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五卷(甲种本、乙种本之类更不知读了多少遍)、参加过研读《共产党宣言》的学习班,啃过《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哲学词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也啃过,但没啃完。不但读,还背,例如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例如资产阶级撕掉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在我还能背)。虽然那时的歌里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但说老实话,这些书读着很没趣,之所以去读,多半是别人强迫和自我强迫——每天有“天天读”时间,你不读干什么?比较有趣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渔岛怒潮》《霞岛》《征途》,以及八个样板戏剧本之类“革命文艺”作品,可惜太少了,吃不饱。于是千方百计找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之类的“大毒草”偷偷读——公开读是有危险的。还读了几遍《红楼梦》。本来并不喜欢读也读不出味道,只是饥不择食而已,但硬着头皮读到第二遍,特别是读了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等人的《红楼梦辨》、《红楼梦新证》、《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之类,也就迷住了。说来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信:我还攻读过《电工学》《制图学》(为此还买了一套制图仪器)、《服装剪裁》(亲自裁过衣服),学过俄、英、日三门外语(可惜都没学成),研究过《农村实用医学》《赤脚医生诊疗手册》,通读过《新华字典》——没书可读时,这也是书啊。


现在看来,这种饥不择食的读也还有用,开阔了知识面,成了杂家,对教语文也不无好处。我上课内容比较丰富有趣,大概就因为我是“杂家”。


2.系统进修阶段。


这是“拨乱反正”以后的事,参加河北师大函授6年,自然要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之类,到1984年获得了本科文凭。拿那个文凭,许多人认为拿得很难或很辛苦,但我觉得比较轻松,因为许多内容都是我先前自学过的,在邯郸、邢台四个地、市200多人的这个大班中,我的考试成绩大多是第一。那一段还同时读两种书,一是新时期的小说,大量阅读,兴趣很浓,往往读个通宵。自己订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每期必看,《收获》《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也看得不少。二是新出版的中外名著。还真下功夫,例如读文言的《聊斋志异》,边读边用四角号码字典查生僻字。河北师大有一位老师指点我:你最好把《史记》纪传部分通读一下,于是我硬是啃了下来。


3.国学研读阶段。


那是跟张孝纯先生搞“大语文”之后,先生列了一个书单,于是我通读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和《诗经》,还背了不少唐诗宋词。其它的“子”也涉猎了一些,《左传》《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读的选本。对教育史也下了一番功夫,《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中国教育思想源流》……还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按照孝纯先生的指点,读这些经典我很重视背诵,有一段天天早晨5点起床背《左传》,背唐宋诗词,还背了“三百千”、《弟子规》等蒙学读物。我这个人很迂腐,跟这样读和背有很大关系。


在我读过的各种书中,对国学的研读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毕竟是经典,而经典,生命力最长久,用处最大,已经深深地渗入国人的思想和语言。


4. 凭兴趣研读阶段


比如有一段对曾国藩感兴趣,于是读曾国藩传记、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智谋全书,还有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有一段又大量读名人传记:李白、苏轼、王安石、陆游,鲁迅、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陈寅恪……也读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张国焘、江青、尼克松、基辛格……有的还读多种版本的,例如我读过5种毛泽东传,4种周恩来传,3种江青传。不但读“正面”的,也读“反面”的,因为兼读则明,偏读则暗。偏读,肯定要受骗,甚至受骗了不知道,还要以此骗人,还要感谢和歌颂那骗子。兼读,才能辨伪识真。辨伪识真之后,还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难怪古人认为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一段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也来了兴趣,大概由于他们是“反动文人”,是“资本家的乏走狗”,长期被批判的缘故。读过之后,才确认批判之野蛮。所以我形成一个观念:千万别批判谁,一批,保准红;也千万别吹捧谁,吹捧的结果往往是摔得更重。


5.专题研读阶段。


主要是为教学和制作课件而专题研读。张孝纯先生在世时,我们就有一个大的计划,其中一项是搞一套“大语文教案”,以方便大语文的实施。先生去世之后,一直为此事准备和积累。学电脑之后,又决定代之以“大语文课件”。应该说,这个工程又促使我读了许多书——课件承载的,是思想,是知识,是对教材思想和艺术的解读,老师对教材理解得越透,学生的收获也就越多。我制作课件,主要时间其实是查资料和读书,以及建立在读书之上的头脑的加工创造。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查许多书。例如《梵高传》一课有个地名“纽恩南”。“纽恩南”是个什么地方?梵高为什么来到这里?又为什么离去?课文有一句“在村子里那重新掀起的敌对浪潮的包围中,他觉得无法存身”,“敌对浪潮”有脚注,但“重新”是怎么回事?为了作一个补充介绍, 我读了整部《梵高传》。但是,波韦尔斯神父为什么要把梵高赶走?《梵高传》也没说清。查阅宗教学方面的资料,又请教了女儿(她是北大宗教学硕士)才知道,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基督教的教派及其冲突——基督教分为三个教派:天主教、新教和正教。波韦尔斯是天主教神父,而梵高信仰新教,父亲是新教牧师,所以他讨厌这个“既是异教徒又是艺术家的人”。


这样的小问题很多,大问题、复杂问题,或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却很复杂的问题就更是如此。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是什么关系?人们众说纷纭。我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竟然查阅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颜元的《四书正误》、《习斋言行录》等大量典籍(参见拙作《孔子的“治学三境界” 》,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7期)。又如《曹刿论战》“齐师败绩”一句,课本注“败绩”为“大败”,虽是通行的注法,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考证了一番,还写出一篇论文,竟查阅了《左传》《国策》《国语》《论语》《孟子》《史记》这几部古籍的全文,而且查出在这些书中“败绩”出现了几次,各是什么意思。例如我查出《左传》(包括《春秋》经文)共35次用到“败绩”一词。其中经15次,传20次。这35个“败绩”,大多数都是“大败”。但“败绩”又并不都是“大败”之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即非大败;《礼记•檀弓》“马惊,败绩,公队”和“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亦非大败;屈原《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亦非。最后又运用《三体石经》提供的古文字资料,才有新的发现(具体内容参见我的《“败绩”考释》,在我的博客中)。于是《曹刿论战》的教学及其课件,就显得内容丰富而厚重。


这样的研读太多了!为制作《边城》一课的课件,先读了两遍《边城》,重要章节还读了多遍。又读了沈从文许多其他作品:《丈夫》《萧萧》《三三》《龙朱》《神巫之爱》《湘行散记》……读了关于《边城》的许多文学评论,还看了电影《边城》。为了搞一个有吸引力的作者介绍,我读了《沈从文传》《从文自传》,还在网上搜索了不少研究沈从文的资料:于继增《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王润华《沈从文:一只不断上涨的股票》……然后,我介绍沈从文,才能抓住沈从文一生中最具反差,最有波澜,也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例如“不懂标点符号,竟成著名作家”、“只有小学文凭,却当大学教授”。这介绍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每一句话都出自己口,每一句话都有资料依据。也因此这个课件内容丰富,感情浓烈,趣味性强,也比较大气。


6.自由阅读阶段。


近几年,我的阅读进入一种随意和自由的境界。


一是在网上自由阅读。依旧面很宽,文、史、哲、诗词、政治经济、电脑科技、旅游自然等等,无所不读。依旧是“兼读”,正面反面,左派右派的作品都读。


二是“跟风”阅读。易中天红了,我也成了“易迷”,读了他的《易中天品三国》《帝国的终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他的博客,我也是常客。《王立群读史记》,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弟子规的书也是这样读的。韩寒、郭敬明“热”起来,又把他俩研读一番,还编入了自己的大语文校本课程。《蜗居》热播时,我并没有看,但禁播后,就买来全套的盘,从头看到尾,觉得实在是直击现实的好作品。看电视还不过瘾,又买来小说原著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从网上看到陕西渭南警察赴京抓捕作家谢朝平,就想看看他的《大迁徙》究竟是怎样的作品,于是从网上下载下来,认认真真读了读,感觉实在是少有的好书。


三是“补课”式阅读,就是以前没有读过的名著,现在尽量弥补。例如我过去没读过《墨子》,本来也没觉得遗憾,但看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觉得像墨子这样春秋时代和孔子并列的显学,自己竟然没有读过,太遗憾了!于是产生了阅读兴趣,从网上下载了来读。过去读过不少国学方面的东西,但在古典文论方面是欠缺的,于是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典论》、《文赋》、《文心雕龙》等等。还作了不少笔记,甚至背诵了一些名句。读后还会有些体会,于是又写了一篇关于“养气”的论文发表出来。过去也没有读过夸美纽斯、罗素、杜威等大教育家的原著,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觉得是一种遗憾,于是就把他们的代表作或买来或下载,认认真真研读一番,还作了不少笔记。还真是开卷有益,竟然从中找到“大语文教育”的理论根据。胡适、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莎士比亚、梭罗……也是这样“补课”。


总之,我有今天,就得益于“读万卷书”。


 


行路


认识到“行路”的价值,最初是去了一趟白洋淀,回来再读《荷花淀》,觉得特别真切感人,文中描写白洋淀的风光与风俗,简直和自己看到、感到的一样,那么上这一课的时候,就特有真情实感,特有教学效果。此后随着游历的增多,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例如游过苏州园林之后,对原来并不太感兴趣的课文《苏州园林》忽然来了兴趣,以后每当上这一课,我的感情都非常投入,还因此产生了创意——都和学生“神游”苏州园林,使他们学得趣味盎然。渐渐的,凡是课文涉及之处,凡是作者的故居遗迹,凡是和语文教学相关的名胜古迹,我都想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时是借开会讲学之机,有时是自费专程前往。于是,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浔阳楼,孔子、孟子的府上,陶渊明、韩愈、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的祠堂,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游历之地,诸葛亮的草庐,周瑜的点将台,文天祥的土牢、蒲松龄的聊斋,鲁迅在绍兴、北京、广州、上海的寓所……


开始制作“大语文课件”之后,更加认识到“行路”的意义。我的课件中尽量使用自己亲自拍摄的图片作品,这样既有一种亲切感、自豪感,又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还可以此感染学生。于是我更多地“行路”,也更大地投入,为此先后买了4个相机和一个摄像机,还有各种配件。有些去过的地方也还想再去,于是我6次游览和拍摄苏州园林、西湖风光,5次拜访李清照、辛弃疾,4次登泰山,3次到曲阜拜谒孔子,3次游览和拍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还跑到北京、上海的博物馆拍摄璧、玦、豆、觥……拍摄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是必须趁月明之夜的,于是和暨南大学一位发烧友于半夜三更之时来到清华大学——在别人看来,我们一定是神经病!2007年暑假,我用35天时间,走了9 个省的15个城市,其中为了做好《隆中对》和《出师表》两个课件,专程去了成都、白帝城、襄阳、南阳四个地方。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当今网络这么发达,需要的资源都可以从网上查到,你有必要主要亲自“行路”吗?我觉得有。须知,“纸上得来终觉浅”,你去一趟之后,才“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肯定加深对书的感悟,得到从纸上得不到的东西。例如我读沈从文,产生了去拜访他的强烈欲望,于是暑假专程跑到湖南凤凰。走进他的故居,看着他的遗物,近距离地和他接触,才能更真切、更深切地了解和理解他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站在他的墓地前,看着那块奇异的五色大石,才真正感受到他的博大与深邃。漫步沱江两岸,住进江边的吊脚楼,亲自感受“边城”的风光、风俗和民情,才真正理解《边城》中的风情是何等的真实与淳朴,理解他“用悲悯的洞箫吹奏幽美的牧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于是我制作的《边城》的的课件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最有感触、收获最大的是2007年暑假考察柳宗元度过十年贬谪生活的永州。去之前当然知道唐朝时那是个蛮荒之地,但考察之后,才会产生一种无法得自纸上的感慨与感悟,才会产生对柳宗元及其作品的深深的理解。我是从杭州前往永州的,在杭州买火车票时,根本没有到永州的车,售票员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永州这么个地方,还问我是哪个“永”,在哪个省,通不通火车。查了半天还是没有,只好先到衡阳,然后再转到永州的车。好不容易到了永州,一下火车,发现周围都是荒野山丘, 左边只有两三座在建的楼房,右边是一排小店,用石棉瓦之类搭建而成的临时建筑。看不到心目中的永州,心中不免疑问:“永州”在那里?问当地人方知,这是一个叫做“冷水滩”的地方,几年前刚改名永州市。但这个永州不是柳宗元被贬的那个永州,那个永州是原来的零陵县,即现在的永州市零陵区,离这里还有30多公里。天气极热,天气预报显示这里是橙红色区域,我女儿一次次打电话,怕我中暑,劝我别去。开弓没有回头箭,来了就得继续前行,于是问车、找车、等车,车行了一个多小时,又转了一辆很破旧的车,才到目的地——零陵的柳子庙。此时是中午1点,柳子庙前只有我一个游客;永州八记景区好像未加开发,垃圾随地可见,足以说明这个地方依然荒僻。于是我感叹:一千多年前,交通不发达的唐代,柳宗元偕老母来这里,从九月走到年底,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需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这位担任过监察御史、曾是国家改革核心组成员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却被贬到这样的蛮荒之地,该是多大的委屈!被弃置十年,且是人生最美好、最适于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又该是对人才、人生的多大摧残和浪费!十年的贬谪生活,他究竟是怎样痛苦地熬过这种漫长的困厄?……难怪他的文章中充溢着难以拂去的孤凄、抑郁和愤懑!难怪他坐在小石潭上,便“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乃记之而去”!也难怪这位旷世英才只活了短短的47岁!回来之后,我修改了《小石潭记》,不但全用自己亲自拍摄的图片,而且所见、所闻、所感渗入其中,使这个本来并不出色的课件质量大大提高,成为我的精品之一。我深知,那是“行路”带来的思想和艺术的升华。


“行路”中有时也会有一些危险和遗憾,当然也会有意外收获,其中最典型的是登白帝城的经历。白帝城,在奉节长江中的一座孤岛上,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向诸葛亮托孤,现今白帝庙内有“刘备托孤”大型泥塑。为了制作《隆中对》《出师表》的课件,我先到成都的武侯祠拍摄了一番,接着要到白帝城拍摄“托孤”照片,然后再“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南阳”,拍摄诸葛亮躬耕之地。


到白帝城,一般要跟“三峡游”的旅游船去。成都的旅馆都招揽这种生意,但得知旅游船在白帝城只停留一个小时,便意识到,一小时哪里能尽情拍照?何况大量游人集中在这一小时,每个景点都像赶庙会一样,又哪里能拍到满意的照片?于是决定独自前往:先从成都坐火车到万州,再乘船到奉节。但花费要高出旅游船几倍——在片子质量和金钱的矛盾面前,我选择了片子的质量。万州到奉节有两种船:快船3小时,票价120元;慢的6个多小时,2050元不等。在时间与金钱的矛盾面前,我又选择了时间。


赶到奉节是中午12点。我在码头看好了船运时刻表,只有下午4点有船东下,其余的要等到第二天早晨。4个小时,大致够了,如果抓紧的话。白帝城距奉节码头大约10公里,需先乘“小公共”,再乘船过江,然后自己爬上去。好容易等来一辆小公共,却迟迟不肯开车,原来司机一定要等够7个人以上才开。但午休时间游客稀少,等了半天才上来两个,这样等下去,可能会耽误4点的船,还要影响拍片,于是我花20块买了5个人的票。在时间和金钱面前,我再次选择时间。


到了白帝城附近的江边,却看不到渡船——因为中午没有游客。司机指点,你现在只有涉水过江,说着指给我一条水浅的路线。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是一片江滩,只有几道不太宽的水流,旁边正在建设一座很高大的桥,可惜还没修引桥,上不去。我有些害怕。虽然会游泳,但毕竟是陌生的江滩,而且视野之内只有我一个人,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包里有我的“身家性命”——装着我全部课件和素材资源的笔记本电脑。别说出什么危险,就是滑倒在水里,把电脑弄湿,也够麻烦。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涉水过去。正是中午一点左右,烈日当空。我小心翼翼地踩着江底的石块和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地趟去,心想可不能有什么闪失……终于过来了,虽然几次差点滑倒,但没有发生危险。上白帝城还要登一千多级台阶,但这里是后山,正在修建引桥,没有台阶可登,而且到处是挖掘机掘出和滚落的土石,令人生畏。我沿着挖掘机上下的土坡,终于爬上了白帝城。买门票时,售票员很吃惊:怎么过来的?我说从江滩上涉水过来的。你胆子真大!其实我比他认为的胆子更大——他并不知道我的心脏还装着4个支架。


拍摄很顺利,因为几乎没有游客——只遇到几个人,他们看着我腿上、鞋上的泥土,都问我怎么过来的,听说涉水而来,都“哇”了一声。


在白帝城有三点意外之喜:①原来只知道此城扼三峡上口,有白帝庙和刘备托孤的“永安宫”等遗迹,却不知道还是拍摄三峡夔门的绝好地点。②不知道白帝城也有一个“武侯祠”,虽然很小。③更不知道还有一个“竹枝园”——为纪念刘禹锡而建,其中有刘禹锡的塑像,还有一个碑廊,让我拍到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遗迹。可以说,此行收获甚丰!行不行万里路,收获确实大不相同啊!


回程没有那么辛苦。售票员告诉我一个秘密:后山有一条路通向正在修建的大桥,可以从桥上穿过去,对面有梯子可下,只是你在那边看不见……过江后小公共多了起来,而且只需两块钱车票——刚才被宰了10倍!终于赶在4点前到了码头。4点的船晚点到6点;三等舱的卧具很脏;茶炉里的开水是略微沉淀的江水,呈黄色,还带着污泥味。但游三峡的愉悦期待驱走了这种不快。然而愉悦很快又变成懊丧——这船不是旅游船,张飞庙、小三峡、屈原祠、香妃故里等景点都不停,也并不经过三峡大坝和船闸——在大坝上游一个叫什么坪的码头下船后,让你换乘汽车到宜昌码头。也就是说,我花比整个“三峡游”还要贵的钱,只游了一个白帝城,只得到几张可用的照片。或者说,想游览以上地方,我必须乘船返回,或者重来一次!——不知道我制作的《隆中对》《出师表》的课件能得几个钱,够不够此行成本。


我“行路”的另一项内容是拜访名师。于是我的成长之路上得到许多大师级人物的指点:刘国正、钱梦龙、巍书生,欧阳代娜、宁鸿斌、蔡澄清……还有一批语文教学法教授:东北师大的朱绍禹、北京师大的张锐、上海师大的何以聪……也结交了许多新生代才俊:程翔、韩军、陈军、程红兵、郑桂华、袁卫星……曾和全国青语会的一班朋友先去北戴河吟啸高歌,后到南澳岛放浪形骸……近朱者赤,和这些高人交往,自己的学问、思想也渐渐进入新的境界。我还和原学校签合同停薪留职南下深圳,两年后到碧桂园这所国内最成功的民办学校工作了4年。这里高手云集,竞争激烈,于是我又产生了一次飞跃:教学艺术进一步提高(标志之一是出了状元),而且开始掌握电脑这个新式武器,起步开发“大语文课件”。这使我在语文教学信息化的领域处于先行者的位置——这也是“行路”的收获吧。


说到这里,很感慨苏辙的“养气”之说。他认为太史公文章“颇有奇气”,原因就在于“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我想,同样道理,课者,亦气之所形;课件者,亦气之所形;师者,亦气之所形——此气亦可以养而致。怎样养气?怎样才能把课上得大气?怎样成为大气的学者型教师?答案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