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孝纯先生和“大语文教育”

 


师孝纯先生和“大语文教育”


张国生


 


【张孝纯简介】


    张孝纯先生,名世继,以字行,是我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创始人。


    1926年旧历二月十八,孝纯先生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一个农民家庭。三岁时,过继给伯父张麟阁,从此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5岁时,在伯父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已能背诵“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五七言绝句,并开始写五绝诗。13岁,在私塾学完“四书”和《诗经》,并能全部成诵。由于功底深厚,中学阶段成绩优异,并开始了对国学的广泛涉猎。1945年日寇投降后,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因自幼矢志教育,第二年选入教育系。


孝纯先生19498月参加教育工作,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入昌黎汇文中学。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二十几岁便蜚声唐山教育界,可谓年少得志。1958年,因给党提意见被打入“右”册,并发配团泊洼农场“劳改”三年。1961年下放隆尧一中,1963年调邢台一中。文革中又惨遭迫害。但即使此时,他的学识也为世公认,有“活字典”的美称。阴霾扫除后的1979年,孝纯先生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河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顾问。1982年他选邢台八中做实验点,主持“大语文教育”实验。1983年春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常委。19921025因肺癌逝世。


 


【教育思想】


孝纯先生献身教育事业四十余年,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语文同教做人结合起来,把传授语文知识、发展语文能力同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结合起来,把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整体的、能动的、网络式的和强有力的培养训练。


“大语文教育”的教学结构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环境。这种教学结构打破了千百年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一味读文、写文的封闭式格局,把学生从旧式语文教学的“狭的笼”中解放了出来。


孝纯先生提出“大语文教育”思想以来,影响不断扩大。


首先,中语界教育专家给以很高评价。孝纯先生是在全国中语会组织的活动中正式提出和阐述这种高屋建瓴的思想的,他关于“大语文教育”的论文,也多发表与中语会的刊物和书籍中。这种思想一提出,中语界的许多专家就大加赞扬。刘国正先生在他的多篇文章和多次讲学中都宣传和赞扬这种思想,他曾为孝纯先生题诗:“燕赵多佳士,今传大语文。课堂譬花果,社会乃其根。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八方争览胜,烂漫杏坛春。”顾黄初先生撰文认为,“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张锐先生撰文:“‘大语文教育’是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成功实验”。朱绍禹先生1984年曾在邢台八中预言:“早晚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向你们靠拢”。


其次,课本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大语文”的思想。人教社的新课标课本就公开声明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念(见其教师用书的“说明”),课本中符合“大语文”思想特别是利用生活中的语文学习资源的内容相当多,让你不知不觉中就搞了“大语文”。


再次,各地的“大语文”实验如雨后春笋。张孝纯先生在世时,各地就有一百多位教师或整体或部分地参与我们的实验;到今天,许多地方在推行“大语文教育”,数字已无法统计。


再次,报刊、书籍、网络中,“大语文”的内容数不胜数。《语文学习》从19937月开始在封面上引录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克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当时的主编唐晓云先生说,这说明我们是赞同“大语文教育”的。《语文报》主页有“主编寄语”:“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将继续高扬‘大语文教育’的旗帜”。如果你用“百度”搜索“大语文”,会有几十万个相关网页。


“大语文教育”也获得了不少奖励。例如2001年全国中语会首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暨成果展示会大语文教育课题获得综合成果一等奖,2004年、2008年,分别获河北省第九届、第十一届优秀教育科研、教学实验成果评选一等奖。


最重要的是,《语文课程标准》与“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出奇地一致。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课程标准倡导“大语文教育”的观念,课标研制组组长巢宗祺先生也曾说,课程标准就是要突出“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还有专家认为,现在“大语文教育”几乎成了语文教育界的主流思想。课程标准体现“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最突出的是下面几点。(1)联系生活。“大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联系生活。张孝纯先生最初把“大语文教育”概括为四句话,第一句便是“联系社会生活”。新课标特别强调“与生活的联系”,有许多关于联系生活的规定。“生活”一词在课标中竟出现了21次,它强调与生活的联系超过历次教学大纲。(2语文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语文教育”之“大”,突出地表现在“利用语文学习环境”,即利用生活实践中的语文学习资源,这是“大语文教育”最突出的标志。新课标也特别强调语文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课标要求树立这样的理念:“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实施建议”中,专门有一节就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它要求:“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 (3积累  “积累”本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项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但被不肖子孙们当作“糟粕”抛弃,只有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且不赶“潮流”的人才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孝纯先生就是其中一个。“重积累”写进“大语文教育”的各种规划、纲要和不少论文。当时和着盖寡,但他去世还不到10年,“积累”成了新课标的一个高频词汇。“积累”一词在课标中出现了14次,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要求积累语言材料,二是要求积累生活素材。(4口语交际。“大语文教育”重视听和说的训练,它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把读写听说四方面训练结合起来”。新课标没有用“听说训练”之类的概念,而是用“口语交际”。这比“大语文”站得更高,认识更深。课标中还有许多与“大语文教育”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例如“大语文”的一翼是“课外活动”,而新课标也特别重视“活动”。“活动”一词共出现26次,只是它去掉了“课外”二字。我觉得去得好,因为“活动”既可以在课外,也可以在课内,比“课外活动”范围更大,在教学中的地位更高。还有综合性语文学习,此前孝纯先生和笔者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过“综合性语文学习”的概念,但实际上组织过许多综合性语文学习活动。


为什么课标与“大语文教育”有这么多相同、相似的内容?笔者认为,制定课标的专家们可能会吸纳“大语文”的一些主张,但这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根本的是,这些专家和孝纯先生在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有共同的真知灼见,都处在高屋建瓴的地位,都掌握了语文教学的真谛。


今天“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已经“烂漫杏坛春”了,我想,面对这些,孝纯先生应当含笑九泉了——你生前虽屡屡遭受不公正待遇,但是,你的身后却誉满天下,你的思想影响历久弥著,无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走你的未竟之路,甚至,连你的反对者也声称搞“大语文教育”。屈指细思量,天下为教师者,几人能够?


 


孝纯先生是我高中时代的语老师,后来搞“大语文教育”实验,他选我合作,朝夕相处10年,最后我成为他这种思想的传人。我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先生的栽培。


值此中语会成立3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以纪念。


 


【张孝纯论“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文章】


1.《“大语文教育”索绪》(编者注:这是“大语文教育”的开山之作),发表于当时的全国中语会会刊《语文教学论坛》1985年第34期合刊。


2.《“大语文教育”刍议》(编者注:这是“大语文教育”的代表作),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3.“大语文教育三论”(编者注:是张孝纯先生对“大语文教育”的全面系列论述,包括《“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一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二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三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三篇),连续发表于《天津教育》1993年第6-8期,接着人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予以转载。


4.《谈“大语文教育”实验》《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两篇,发表于张志公、刘国正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


5.《走“大语文教育”之路》,发表于《红烛集》,山西希望出版社出版。


6.《说说我的“大语文教育”实验》,发表于《河南教研资料》1987年第2期。


7.《教学改革要着眼于教育的整体效益——“大语文教育”实验体系概述》,发表于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主编《全国特级教师经验选》第2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8.《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大语文教育”》,原是河北省中语会第四届年会论文,发表于《大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月出版。


9.《一条最广阔的语文教改之路》(与张国生合作),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1992年第2期,接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转载。


10.《谈优化语文教育环境》(与张国生合作)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教育》1993年第2期,接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转载。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恩师张孝纯先生10年祭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恩师张孝纯先生10年祭


 


张国生


 


20021025日是恩师张孝纯先生去世十周年。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老师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罢觉得,这几句用于恩师孝纯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


 


(—)


 


1965年,我升入邢台一中高中,教我语文的就是孝纯先生。


当时有两个明显感觉:一是先生的课异常精彩。至今还记得先生讲《〈孟子〉二章》的风采:思想深刻,知识密集,语言典雅,既有“生于忧患”的正面例子,又有“死于安乐”的反面史实。后来才理解到,这既是对学生的教育,又是身为“右派”处于逆境下的自我激励。二是我作文能力提高很快。至今还清晰记得,那回写《“七·三指示”颁布之后》,我写了同学们搞各种课外活动,我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等事。先生边读边讲评,还问大家:有这事没有?那篇作文我第一次得了95分。还有一次写《我的朋友》,我感激而又难为情地写了自己病重摔倒时,张永海等同学架着我上厕所,还给我擦屁股的事。先生又赞扬“新奇感人”。此后,一向发愁作文的我俨然成了善于作文的学生。现在想来,那就是先生提倡写真人真事、抒真情实感,又善于鼓励的结果吧。可惜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生进了“牛棚”,没能再教我们。


    1968年我毕业后当了老师。高考制度恢复了,我这个“老高一”却被安排教高中毕业班和复习班,许多课文自己也没学过,教学中疑难当然是很多的,于是又常去请教先生。先生给了我许多帮助,使我开始在邢台教育界露出一点头角。


    1983年,先生主持“大语文教育”实验,选了两名实验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又得到先生长达10年的精心栽培。


    先生常嘱咐我:上课、写教案要十分认真,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像“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十年中,我发表的每一篇论文,先生都要亲自修改。他的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和渊博深厚的学识功底给我以深刻影响,使我的教学得以更上一层楼。


    先生对我的指导更在于人生。有一阶段,我们的实验受到腐败势力的严重干扰和重压,曾一度形成了“梯队”的实验研究小组只剩下先生和我两个人,心情自然是沉重的。这时,先生挥毫给我写了一首诗——雨后观流感赋赠国生


        浊浪忽然压碧波,泥沙俱下卷江河。


        滩头尽是随波石,砥柱中流几许多?


在先生的鼓励下,我终于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还算满意的成绩。


 


()


 


    与先生朝夕相处,对他的经历和思想也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1926年,先生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从三岁起,接受伯父(亦过继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5岁时已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绝句,并开始作诗。6岁这年伯父生日,众宾客指堂前大公鸡为题,他当即口占一首《咏雄鸡》:


        此鸟禽中英,不为呖呖鸣。


        一鸣惊众梦,震落满天星。


震惊四座。13岁,他在私塾读完《四书》和《诗经》,并能全部成诵。1945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这年春节燕大未放寒假,国文老师以残腊杂感为题让学生作文,先生在两节课内用同一韵脚草成七律10首,分别忧国、忧民、忧众亲人,也忧自己。阎简碧、徐绪典等先生大为惊异,朱自清先生也很赏识他。二年级选系时,孝纯先生选入教育系,朱自清先生为他惋惜,认为应选文学系。孝纯先生回答说:先生用心血浇灌了我,我愿再用心血浇灌他人。


    19498月,先生走上教坛,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调昌黎汇文中学。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20多岁便蜚声唐山教育界,并于1955年选调到河北省教育厅负责语文教研工作。1958年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团泊洼劳改1961年下放隆尧一中,1963年调邢台一中。阴霜扫除后的1979年,孝纯先生晋升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河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顾问。198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常委。19921025日因癌症逝世。


孝纯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着眼于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语文教学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系统的、能动的和强有力的培养训练。先生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总体模式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开展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学习环境。这种思想和模式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高远廓大的境界。顾黄初先生撰文认为,“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当代语文教学法的泰斗、东北师大教授朱绍禹先生称这种思想“代表了语文教育发展是方向”,并且预言:早晚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向“大语文教育”靠拢。


 


(三)


 


    更让人赞叹的是先生的品格。


    先生的书房名为“二乐堂”。他自己题曰:


堂以二乐为名,何哉?孟子谓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惜吾不得享其首乐矣,至于其余二乐,则日夜孜孜以求,未敢稍懈。因以二乐名吾书屋,盖古人佩弦佩韦之意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终生的追求。


    先生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为人民群众转送过一些申冤和检举腐败的材料,使其中一些问题得以解决,他自己也亲自检举过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事件。然而“德高偏惹谤相加”,他成了贪官污吏们的“公敌”。被查处的腐败者们疯狂地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有人扬言要置他于死地。这时,先生借他的《题石林》表达了不屈不挠的意志:


      万剑攒空触目寒,不教埃土玕。


      爱君硬骨胜钢铁,历尽风霜挥未残。


我曾劝他不要管那么多事,许多事连邓小平都没办法,咱们能管得了吗?但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中国人都像你说的这样,就亡党亡国了!”有人用古代谚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劝阻他与腐败者斗争,那年春节,他家门口贴出一幅对联:


今生从未达,安能兼济天下;


此身尚不穷,岂可独善其身。


    先生以他的身份为别人、为邢台市办了许多事,解决了许多问题,却从不为自己谋私利。1983年他当八中副校长时,学校建了新家属院,他应当是最有资格分房的,但他声明自己不要。在他带动下,另外两个副校长蔡智德、郑丛来也没有要。1985年,学校第一次给每个全勤的教职员工发了120元奖金,而他和其他校长都不要(因为当时发奖金还有点“非法”,他们借此“避祸”)。那时木材紧缺,有一个中层干部给每位校长搞来半方木材,但他坚决不收这个礼。他的外孙以几分之差未被邢台一中录取,如果是别人早去“走后门”了;他在一中工作20年,按情理惯例也应受这点照顾,但他决不走这个“后门”,就让外孙在我们八中学习。至今,他的大儿子仍是农村户口,目前过着半流浪的生活。他一生清贫,家中极为朴素。身份地位远不如他的人,早已腰缠万贯“先富起来”了;而他去世时,存折上只有2000元存款,连买一台彩电,还是儿女们凑的钱。大家都说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但他开玩笑说:非也,我也沾过公家的便宜——那年养水仙花,我从学校的沙坑里拣过几个石头蛋。在他的带动下,他们那一届学校领导,是八中历史上最清正廉洁、最具开拓创新精神、也最有工作成效的领导班子。


    先生对自己的“死”有着惊人的沉着与达观。1992年,先生确诊为肺癌晚期,但他仍然拄着拐杖步行上班,言笑如常。我们大家都为他悲伤,他却安慰我们说:“死生常事不足惧”,还开玩笑说:“我一生九死,活到现在已是赚了。”他的长达24页的遗嘱,回顾自己的历史,鼓励亲友努力学习和工作,嘱咐不得利用他的身份搞特殊,充溢着天地正气。到北京住院后,著名语文教学专家刘国正先生曾到病榻探望并赠老山参和“助药诗”一首。先生当即和诗三首:


        死生于我等鸿毛,助药诗来气更豪。


二竖纵然狡狯甚,闻君诗至也惊逃。


 


        山参珍贵拟黄金,难比刘公情意深。


骠骑雄风君助我,抗癌定列巨星林。


 


        天将假我数年期,子在回何敢死之?


更望今秋登雁荡,大龙湫下共联诗。


这是何等的气魄!


我常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先生之品格情操和乾坤正气,可历千祀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语文教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先生的著述计划没能实现。先生原想1993年我们的第四轮实验班毕业后告别教坛,埋头著述。计划也列好了:一部自传,首卷名为《瓣香集》,写自己的求学经历;一部文学史补遗性质的专著,阐述自己对文学史上一些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还有一部《“大语文教育”论》,一套《“大语文教育”教学设计》……,然而……。


但先生也应是欣慰而自豪的——“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在他去世后发展迅猛,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在走他的末竟之路。这表现在:


1.我们的实验有巨大发展。一是由中学扩大到小学,二是在电脑辅助教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去年3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评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学语文教学成果,我们的“大语文教育”实验获得综合成果一等奖。今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为我们出版了《大语文教育论集》一书。最近全国中语会举办“多媒体教学研究大赛”,我同时夺得“论文”和“课件”两个一等奖。先生在世时,刘国正先生就曾写诗赞扬:燕赵多佳士,今传大语文。课堂譬花果,社会乃其根。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八方争览胜,烂漫杏坛春。果然,今天“大语文教育”思想已经“烂漫杏坛春”。


.新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全面体现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崔峦先生说:“《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建设上,倡导要有大视野,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语文课程标准》问答)陕西师大王锋先生说:新《课程标准》“尤其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无论是‘前言’部分,还是‘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部分,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借鉴各国母语教育改革的经验,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努力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语文教育体系。”(《陕西教育》2002年第3期)


.课本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课标课本)——离学生生活越来越近,增加了活动课和利用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的内容。按照这样的课本教学,不知不觉中就搞了“大语文”。


还有,考试的“指挥棒”也转向了“大语文教育”;各种报刊、书籍中,关于“大语文教育”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各地的“大语文教育”实验如雨后春笋。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影响真可谓如山高,如水长。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孝纯先生去世已10年了,可他的思想不但没有随他死去,还迅速地被语文教育界接受,并且历久弥著,无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走他的未竟之路。这,可能是连先生自己也估计不足的。我想,面对这些,先生可以欣慰而自豪地安眠于九泉之下了。


——谨以此文祭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