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想起父亲


清明,想起父亲

张国生

 

今天清明,不由自主想起了父亲——1991年清明那天,他去世。

 

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我们小时候,都崇拜战斗英雄,爱听战斗故事,但父亲很少讲他的战斗故事。有老师布置作文、调查报告之类,我就采访他,于是他就讲一点。就凭这一点,一点,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印象:爸爸作战勇敢,是个战斗英雄。

他说,刚参加八路时,就在河北新乐与日本鬼子激战。日方火力猛烈,压得抬不起头,牺牲了许多人,包括几个重机枪手。因此一时没人敢用那挺唯一的重机枪。连长大声问:谁敢上?别人都说“不会用”。父亲说:我!——其实他也没用过。接着,重机枪向炮楼的枪眼猛射,终于压住日军火力,最后夺下炮楼。战后他被记一大功,并成了重机枪手。每当行军,便抬着那120斤的重机枪,很是让人羡慕,他也自豪。

父亲说,其实打仗可不像电影上演的那样,一是非常残酷,经常是走着走着,一发炮弹过来,一群人就没有了。最残酷的是打太原,太原的城墙是石头的,碉堡是钢筋水泥的,非常难攻,死了很多人。在朝鲜,他那个连,死得只剩下他自己,也是被炮火埋住,又活过来的,找到部队时,已经上报成“烈士”。二是经常有人开小差,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分析谁有可能逃跑,安排人监督。太原城下,一同参军的十几个人都开了,只剩下他一个。

父亲身上共有7处伤疤,还有严重的胃病、老寒腿之类,冬天必须穿皮袄、皮裤,铺狗皮褥子。我问怎么得的,他说战争年代经常爬冰卧雪,大冬天露天睡觉,冻的;又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饿的。

他说,打仗一共立过三次大功,五次小功。还珍藏着一大堆勋章: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的“人民功臣”勋章,国防部授予的“解放奖章”,朝鲜共和国主席授予的“国旗勋章”……还有一枚,父亲说,上面的毛主席像是金质的,值18块大洋。他去世后,我们兄妹三人分遗产,这些勋章是最重的一份。

 

父亲性情耿介,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他后半生也因此倒霉。

庐山会议后,出于对“大跃进”中荒唐做法的义愤,他曾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见解,指责大炼钢铁是“瞎胡闹”。结果被列入彭德怀那一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讨论“究竟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许多党员拍着肚子说假话:吃得饱啊!怎么能吃不饱呢?一个叫董雕的人就这样说。而他却敢于讲真话:明明是吃不饱么!我的亲戚就有去要饭的!与董雕争得面红耳赤。结果董雕升官,当了干部科科长。他却被降了一级,成了被董雕整的大批干部之一:除戴上“右倾”的帽子外,家庭成份也从中农改为富农,还说他“隐瞒阶级成分”——这在当年是大问题。

1961年,“右倾”问题予以甄别,但降的那一级,却没有恢复,“富农”成分也没纠正。1964年,父亲转业后一直没有安排正式职务,文革中又隔离审查,全家被赶回老家种地。直到文革结束,在他屡次投诉之后,所在的63187师党委才调查改正了成份问题上的错误,重新恢复为“中农”。

在共和国人妖颠倒的年代,父亲为讲真话和坚持真理,付出了后半生的代价。我们兄妹几人也受株连,被当作“黑五类”,不但不能入党、入团、参军、招工,甚至不能加入红卫兵、红小兵,不能评先进……还被赶回老家,不能上学——我妹妹就因“成分不好”只能上到初中,14岁回乡务农——那时能不能上高中,不是凭分数,而是凭成分,“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不能上高中的。后来一家人虽然恢复了城市户口,但妹妹不能上学的命运没法改变,自然与大学无缘,落实政策时也只能当个工人,后来还下岗。

 

文革阴霾散去之后,父亲已是晚年。面对现实,他感叹:当年的血,白流了!那么多战友,白死了!

父亲遗体去火化,车一上路,就开始下雨;领骨灰时,雨也停了。人们都说,那是老天为他落泪!

                      200745初稿

201243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