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下)

 


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下)


 


——张孝纯先生开创“大语文教育”30周年纪念


 


张国生


 


 


四.独特的出发点和人格魅力。


毋庸讳言,许多名师都出自名校,许多名校对外夸耀的辉煌成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优秀的生源,因而许多学校之间都有“生源大战”。而我们的“大语文”实验从一开始就定下一条原则:立足非重点学校。孝纯先生认为:“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和实施方案,必须有向各类学校,特别是广大的“第三世界”推广的价值。而重点学校的经验,很难向非重点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推广。因此3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非重点学校进行实验。


在非重点学校,意味着吃苦,意味着坐冷板凳,意味着降低福利待遇,意味着在多方面遭受精神折磨,意味着要像圣徒一样无私放弃。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像圣徒一样无私放弃了许多东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孝纯先生学术眼光之高、精神境界之高,人格魅力之强。


立足非重点学校,对张孝纯先生,对我,对参加这个实验的所有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他们教学能力、教学艺术发起了更大的挑战:你必须直面“三类苗”普遍存在的对语文课不感兴趣的问题,直面他们缺乏学习动力、缺乏良好学习习惯、缺乏自制力和意志力等问题。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我们比一般教师更重视在教学中渗透“做人”的教育,更重视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更重视把语文课上得生动有趣,以便吸引那些“三类苗”也对语文课产生浓厚的兴趣。当然也要把语文训练进行得更加扎实和有效。可以说,“三类苗”锤炼了我们的教学艺术,使我们的课更加生动有趣,更加丰富扎实。这是名校所没有的效应。


 


五.掌握了“语文”之外的奥秘。


“大语文教育”不仅注意到语文内部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等因素,还注意到语文之外但与语文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注意到他们强大的制约作用,特别是非智力因素培养、“德器”培养,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而且重视非智力因素也不是“大语文”所特有,我在这里想特别说明的是,“大语文教育”比其他教育思想和教改实验更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并且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非重点学校,是被重点学校淘汰的学生。面对这种生源,教师的功夫、能力,教师的教育艺术,主要的并不表现在自己有多少“水”和能给学生多少“水”,而是表现在能否激发学生对语文课和语文学习的强烈的兴趣、动机、情感,并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顽强的意志等非智力因素。这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言:“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发、唤醒和鼓舞。”


30年的“大语文”实验,我们下力气最大、用工夫最深的就是在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特别是兴趣和动机培养方面。我们每一堂课的教学设计,第一步都是设计一个“导入”环节,目的就是激发兴趣,强化动机,然后才是从整体到局部的阅读和训练。我们认为,语文教师首先把语文课上得有趣,能吸引住学生,让他们感到愉快。愉快了,就会喜欢语文课,喜欢语文老师;喜欢语文老师了,自然也会“信其道”,甚者不吃不喝不睡觉,也要学语文。我们还提出一个目标:让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


怎样使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方法很多,课例很多,无法在这里详述,只概括交代以下10条原则:①好看、好听、好玩,使感官愉悦;②有趣事、趣闻,能满足好奇心;③方法新颖奇特,富有创意;④联系学生生活,直击社会现实;⑤知识密集,训练扎实,满足求知欲望;⑥富有哲理,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教益;⑦得以展示长处,受到赞扬鼓励,满足自尊心、表现欲;⑧能发现无疑之疑,进入愤悱状态,产生探究欲望;⑨探究到奥秘,产生了创见、创意;⑩取得好的成绩,能享受到成功的欢乐。


“学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成必大;德器浅薄,虽成亦小”(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无论是面对一流学生还是三流学生,德、德器、德育,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


“德器”的培养,也是30年中我们最下功夫的领域,并且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渗透性和隐含性的特点——我们尽力把这项工作隐含在课文阅读教学中,隐含在写作教学中,隐含在各种活动中,隐含在校园文化环境中,隐含在教师的行为示范中。相反,极力避免灌输,避免说教,避免逆反心理,因为德育的诀窍在于感染渗透,说教,只会导致逆反心理。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拖拉机手失去了双腿和左臂,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但他的妻子却用自己的爱使他重新站了起来。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听了这个故事,自然会被这位伟大女性的精神所感动。接着苏氏强调:“不要,千万不要对学生说:来吧,我们来谈谈对这个为自己的亲人奋斗了十年的妇女有什么看法……如果这样来结束自己的谈话,就会把已经取得的一切效果破坏掉!”


不但不说教,往往还要故意“隐藏”和“转移”教育目的,运用兵法和三十六计中“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例如:明明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却说:为了调剂枯燥生活,为了提高口才,为了发展智力,为了培养创造能力…… 卢梭《爱弥儿》说:“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我管这叫做“无痕教育”。我的教学中,我的课件中,我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千方百计渗透这样的“无痕教育”。


张孝纯还主张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他认为,“师生间的良好人际关系,是使教育和教学获得成功的极重要的保证。”(《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天津教育1993年第8期)。他认为师生关系分成五个类型:放任型、命令型、温情型、亲爱型、敬爱型。教育成效“放任型”最低,“敬爱型”最理想。因此制定实验规划时强调,必须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


这些语文之外的因素,许多教师往往看不到或做不到,而“大语文”看到了,做到了,并且深得其益。


 


六.掌握了语文教学的最佳方式和方法


教学的方式方法有无数种。孝纯先生主张,应选择效率最高的“最佳教学方式方法”。“最佳教学方式方法”是怎样的?他提出8项标准:①有理;②有趣;③有法;④有序;⑤抓住关键知识;⑥富有智力价值;⑦知识重新组合;⑧联系生活实际。[⑨]他要求,选择教学方法,设计练习题,都应遵循这8项要求。


我体会,最能体现这8项原则的教学方式是“活动”。活动,分为课内活动和课外活动。实验班的学生都会感觉,我们的语文课上经常领着同学们“玩”,但此“玩”非彼玩,“玩”就是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


为什么经常“玩”,经常“活动”?因为“活动”,是一种最受学生欢迎的学习方式;经常组织“活动”、领着同学们玩的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效果特别好。例如:我们每届实验班的第一课,都是“语文:人生最重要的工具”,上完这一活动课,同学们就被语文的魅力吸引了。我们还都要上一节叫做“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活动课,是讲汉字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字,这节活动课一上完,同学们就都深爱汉字、深爱母语了。有一堂课名为“朱熹诗三首”,但上了这一课,同学们不但学会了质无疑之疑,而且就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了。有一回我对同学们说:今天咱们到北大和清华去玩玩:悠久的历史,最美的校园、最雄厚的师资……“玩”完了,就有很多同学在日记、周记上表示“非北大清华不上”了。


 


7.砸实了语文训练。


但不要以为我们只会“玩”,只会组织活动,只会做外围功夫,其实,我们的语文训练是十分扎实的,抓得很紧、强度很大,砸得很实。我们的语文训练紧紧抓住十个字: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思。针对这十个字,我们的每堂课,都前有预习、质疑,中有质询、研讨,后有归纳、复习、扩展、探究。不信去看看我的“大语文课件”,去搜搜我的“大语文学案”、“大语文教案”、“大语文创新设计”以及“大语文课堂实录”。


 


8.开发利用了无穷无尽的语文教学资源


资源越丰富,产出也越丰富。语文与别的学科不一样,学习资源特别丰富,可以在一切有语言文字的地方学,在一切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学,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语文学习的资源,而且许多都比课本中的更好,更有吸引力,训练也更有效。问题在于语文教师有没有一双慧眼,是不是善于发现、善于开发这些语文学习资源。孝纯先生“大语文”思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认识到这一点,以“一体两翼”的形式,开发、利用了生活中无穷无尽的语文学习资源——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语文学习、课外读写中的语文学习、各科中的语文学习、影视语文学习、网络语文学习……可以说,孝纯先生早于课标18年,认识、开发、利用、落实了《语文课程标准》的下述思想: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大语文教育”之高屋建瓴,张孝纯先生之远见卓识,还表现在其他理念,例如:听说读写结合,导以基本规律,鼓励读书积累,重视汉字教育……作文教学方面,则有:加厚文外功、训练学生自改、发挥网络优势……不再赘述。


 


(四)


 


张孝纯先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高屋建瓴的思想?为什么会成为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我认为有以下几种深层因素。


一是卓越的天资。


人的天资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有如电脑:电脑有086286,有奔腾、酷睿、双核、四核,有i7i9;人脑的差异恐怕比电脑还要大,从白痴到天才都有。张孝纯先生的父母给了他卓越的天资:,包括超人的记忆力,超人的联想力想象力,超人的思维力,超人的创造力。所以他6岁能写出《咏雄鸡》,青年时代能用26个词牌名组成一首《满江红》[⑩],中年时代能创造出《乌有先生历险记》[11]那样绝佳的文言复习形式,晚年能够创立“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


二是渊博的学识。


孝纯先生幼年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少年背过四书和“四经”,青年时代又有更广泛的涉猎。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中,有名气比他大的,有影响比他大的,但似乎没有哪个有他那样深厚的国学修养,没有哪个像他那样能背诵那么多国学经典,也没有哪个像他那样在文字学、训诂学领域有深入的钻研。建议大家看看他的论文《“三百廛”及其他》[12]——该文训诂《诗经•伐檀》“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囷”诸词。看看这篇论文,就会了解孝纯先生在训诂学领域有怎样的造诣。笔者在此引用一段:


《诗经》里共出现过七个“亿”,字,除《伐檀》一例外,尚有:


我仓既盈,我庾维亿。(《小雅楚茨》)


永锡尔极,时万时亿。(《小雅楚茨》)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 (《大雅文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 (《大雅假乐》)


丰年多黍多,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周颂丰年》)


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


在上述六例中,“亿”字都是作为数字用的。有人解作十万,有人解作万万,其中“我庾维亿”的“亿”字,有人解作“满”,但毛《传》仍解作“万万”。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例中有三例都与禾谷有关,尤其是《楚茨》中“我庾维亿”一句和《载芟》中的“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三句,对我们认识“亿”的作用,尤为重要。千百年来,在“三百亿”的解释上留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如果“亿”是数词,那么它所修饰、限制的是什么?郑玄说:“三百亿,禾秉之数。”“禾秉”,就是“禾把”,这个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但郑玄本人没有加以论证,人们往往疑而不信。我以为《楚茨》和《载芟》的例子可以做为证明。“庾”是露天积禾谷处,毛《传》:“露积曰庾。”《说文》:“一曰仓无屋者。”《国语周语》中:“野有庾积。”陈奂引胡广《汉官解诂》说:“‘在邑曰仓,在野为庾。’盖庾本为在野积谷之称。”但是,这“在野积谷”是指脱下的谷粒呢,还是指未经脱粒的禾把?看了《载芟》的三句就不难看出是指禾把,因为第一句“裁获济济”是说收割庄稼的人很多,第二句“有实其积”是说堆积在田野里的禾把很充实,第三句“万亿及秭”形容积禾数量之大。这同《载芟》的姊妹篇《良耜》所描写的“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的情景,是一样的。“积之栗栗”一句,《说文禾部》引作“禾资之秩秩”,并训“禾资”为“积禾”。《广雅》也说:“禾资,积也。”“禾资”“积”二字是声转而义相通,因而“积”也可指“积禾”《说文禾部》:“积,聚也。”段注:“禾与粟皆得称积”是很对的。那么,既然《载芟》里的“万亿及秭”可以形容“积禾”,当然《伐檀》里的“三百亿”也应有同样效用。其实“胡取禾三百亿”,也就是“胡取三百亿禾”,由于上古汉语中一般不用量词,而“亿”可能常常修饰和限制积聚的禾把,所以世人这样造句,井不足怪。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用电脑的“搜索”功能查出《诗经》中有哪几个“亿”字,每个是什么意思,可能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张孝纯在世时没有这种便利,他对“亿”字的考释,完全是凭借他自小对《诗经》305篇的背诵,以及对《毛传》《说文》《广雅》等训诂典籍的熟悉和运用。高等院校训诂专业或古汉语专业的教授,也不过如此!有人说,这和钱钟书《管锥篇》水平相当!试问当今语文教坛,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功底和能力!


何况张孝纯先生不仅是在国学方面有深厚的修养。他在燕京读书时,读的是教育系,研究中外教育思想是他的专业。他一生博览群书,对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也有广泛涉猎。他的英语水平在中学教师(包括英语教师)中也罕有人及。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擅长诗词创作(笔者和他的老朋友侯康乙先生一起搜集整理了他的诗集《二乐堂诗词》,共200多首),擅长戏剧创作和演出(曾为专业剧团创作过“桃花扇”剧本并亲自演出,还写过研究评剧创始人成兆才先生的论文[13]),并唱得一嗓子好京戏。


孝纯先生多次告诫我:要想成为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语文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的学识!我想,这是他从自己40多年的教育生涯和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总结的深切体会。


三是教育理论的修养。


孝纯先生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他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大语文教育”从正、反两方面汲取了其中经验。这方面的情况,他有一篇论文《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14],阐述“大语文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渊源,可参看,这里不赘述。


孝纯先生在燕京读教育系时,燕京是杜威教育思想的领地,他对杜威理所当然有深入研究,从“大语文教育”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杜威“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影子。50年代,他主管河北省语文教研时,对马卡连柯、凯洛夫有深入研究,还尝试纠正照搬《红领巾》教法的偏向,摆脱《红领巾》教学出现的毛病。[15]


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对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等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他们的书都买来,不但自己研读,还推荐给我研读,并给我布置“作业”。“大语文”主张让学生“全面发展”,从中不难看到赞科夫“教育与发展”思想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主张和谐全面发展的核心是高尚的道德,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主张要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主张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主张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主张开展课外读书活动,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课外小组活动等等思想,都在“大语文教育”思想中得到体现,并在我们的“大语文”实验班得到落实。我们的课堂那么丰富多彩,我们的教学设计、学案设计和课件设计制作那么低负高效,与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布鲁姆的“掌握学习”,也都对“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张孝纯先生还对陶行知情有独钟。“大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联系生活”,这显然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陶行知“六大解放”的主张也在“大语文”中得到体现,甚至《行知诗歌集》中的一些作品,也成了我们的辅助教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自勉并勉同志》)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 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自立歌》)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每事问》)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语文教坛名家纷现,异彩纷呈:钱梦龙、于漪、黎建明、蔡澄清、宁鸿彬、欧阳代娜、刘朏朏、魏书生……张孝纯先生和他们同为首批特级教师,学术活动中自然多有接触,有些还结为朋友和知己。这些教改名家的思想,“大语文”自然也有吸收,当然也有扬弃。


四是思想修养和人格的魅力。


这方面不多说了,只引用王国维《文学小言》中的一句话: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教育思想者,殆未之有也。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教育家者,殆未之有也。


孝纯先生和我,都十分欣赏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说。张孝纯先生及其“大语文”思想,确实做到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理解,“独上高楼”,贵在一个“独”字:要不趋时髦,不赶浪头,立意高远,涉足艰辛,苦心孤诣(刘国正先生题词);要能忍受得了孤独、寂寞、贫寒……“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在看不到什么名和利的情况下“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大语文教育”那高屋建瓴的思想,张孝纯先生那远见卓识的大师风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修养与人格魅力之上。


 








[]宋玉柱《怀念》一文,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另见《四十九年前读了<>》等文。



[②]这三年“劳改”情况,参见著名报告文学家祁淑英所写的《啊,特级教师》,发表于报告文学集《妈妈,五丫对你你说》,花城文艺出版社19811月出版。



 



[③] 《〈语文课程标准〉问答》,见人教社网站 / 课程标准 / 语文。



[④] 《陕西教育》2002年第3期。



[⑤]黄伟《切实推进语文教材改革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见人教网>初中语文>教师中心>同步教学资源>七年级上册>教材与教学>教材研读


 


 


 



[]此观点见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最初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 同上。



[] 见张孝纯《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发表于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语文教学在前进》。



[]作于1953年:“烛影摇红,风光好,画堂春暖。贺新郎鹊桥仙侣,万年欢恋。连理枝头飞彩凤,并头莲宿双双燕。喜团圆,指日耍孩儿,休卜算。调笑罢,后庭宴,剔银灯,解佩环。赴阳台涌起巫云一段。鱼游春水花心动,鬓云松却杨枝软。隔帘听低语诉衷情,声声慢。”其中含有贺新郎、鹊桥仙、卜算子、调笑令、诉衷情、声声慢等26个词牌名。



[11]《乌有先生历险记》是张孝纯先生为高考复习撰写一篇文言文,不仅是一篇生动引人的故事,而且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文言知识的复习和练习题,囊括了中学课本中几乎全部的文言词法、句法知识,还有人称词23个、时间词36个、通假字66个、常用文言虚词46个、应重点掌握的文言实词200多个。可从网上搜到。



[12]发表于《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13]张孝纯《成家<今古奇观>戏初探》,发表于《成兆才先生纪念集》(梅兰芳先生题写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12月出版。



[14]最初发表于张志公、刘国正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8月出版。后笔者所辑《大语文教育论集》等书收入。



[15]见张孝纯《鳞爪拾遗》,发表于刘国正主编《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