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上)

 


 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张孝纯先生开创“大语文教育”30周年纪念


 


张国生


 


师张孝纯先生去世已经20年了,他亲自开创的“大语文教育”实验与研究也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历史证明,“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一)


 


1926年农历219,张孝纯先生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三岁时,过继给伯父,并接受他亲自进行的严格家庭教育。张孝纯是一个早慧儿童,5岁时已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绝句,并开始学作诗。6岁这年伯父生日,来了许多宾客,大家知道这个小孩会作诗,鼓励他作一首,还有宾客指堂前大公鸡为题,于是他当即口占一首《咏雄鸡》:


        此鸟禽中英,不为呖呖鸣。


        一鸣惊众梦,震落满天星。


此诗震惊四座。


接着读了6年私塾,读完《四书》和《诗经》,并能全部背诵。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孝纯先生曾告诉我,他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背书其实不是在背,而是在念——一篇诗文读过几遍之后,两眼一闭,书上文字、图画就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连大字的“经”、小字的“传”都历历在目,照着念就是,当然一字不错。可惜的是,这种特异功能在十几岁之后逐渐消失,但记忆力仍然远超常人。


13岁那,他进入号称“京东第一名校”的唐山丰滦中学。6年中成绩一直优秀,尤其语文和历史是根本不用学的,于是广泛涉猎其他经典,更多地背诵。据他说,“四书”和“五经”,除了《易经》之外,他全能背诵。他曾多次当我背诵古代经典,滔滔不绝,虽至晚年而不忘记。


1945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那年日寇刚投降,燕京复校、招生都推迟,直到十月底才开学,并且由于这学期太短,这年春节未放寒假。当时国文老师以残腊杂感为题让学生作文,孝纯先生没有作文,却在两节课内草成10首七律,分别忧民、忧国、忧家、忧父、忧母、忧妻、忧弟、忧妹、忧友,忧己。最令人惊叹的,这10首诗竟然是同一韵脚。


当时任教的阎简碧、徐绪典等先生大为惊异。那时朱自清先生也在燕京任课,见到这“十忧诗”也很惊异,并想见见这位学生。于是孝纯先生与先生结为密切的师生关系,多得他的指教。读完第一年预科,孝纯先生选入教育系,先生为他惋惜并劝阻,认为应选政治系(当时政治系毕业多会成为高官),或选自己所在的文学系。但孝纯先生回答,当老师是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12岁时就写过《述志》一诗:“莫道为官好,何如育俊才?薪传火不尽,桃李满园开。”他对先生说:先生用心血浇灌了我,我愿再用自己的心血浇灌他人。于是仍入教育系。


19498月,孝纯先生走上教坛,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调昌黎汇文中学。他的课异常生动活泼,异常有感染力。汇文中学学生,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教授的宋玉柱先生曾撰文回忆,他原先爱好园艺,想报考北京农大园艺系,但是,“张老师一接我们班的语文课,大家顿感耳目一新,感到课讲得生动、活泼,既能给人以形象的感染,又寓教育于文艺熏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临毕业时,毅然决定报考中文系,终于考取了南开中文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弃农学文,主要是由张老师的语文教学吸引的,特别是张老师对我的课外引导起了决定作用。”[①]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张孝纯先生20多岁便蜚声唐山教育界。


1955年,29岁的张孝纯选调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负责全省语文教研工作,青春得意!但好景不长,1958年“反右”中,因给党提 “应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意见,先生被打成右派。因不承认这是错误,还给毛泽东写“血书”,又定为“极右”,发配团泊洼强制劳改三年[②]


1961年“劳改”期满,随后下放隆尧一中。第二年高考,他放了“卫星”——所教班级不仅考上的人数多,还有一个考上北大法律系,是隆尧一中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于是1963年被“挖”到邢台一中。


孝纯先生在邢台一中工作了将近20年,但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 “思想革命化”、“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度过,惨遭迫害。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廿载沉冤疑梦幻,十年浩劫葬韶华”。但即使是当“牛鬼”期间,他渊博的学识也为大家所公认,有“活字典”的美誉,并以“牛鬼”之身,担任教学和教研中坚。


阴霜扫除后的1979年,孝纯先生晋升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河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顾问。198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常委……这位当了21年“右派”,文革中九死一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为语文教坛的一颗巨星。


孝纯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并于1983年选邢台八中作为实验点,主持十年实验。也就是在那时,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亲传弟子和实验教师,朝夕相处十年,直至19921025日先生因癌症逝世。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语文教学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系统的、能动的和强有力的培养训练。先生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总体模式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开展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学习环境。这种思想和模式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的高远廓大的境界。


正如张孝纯所言,“大语文”实验班学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能动的、网络式的和强有力”的训练,教学效果非常好。这表现在:①学生思想品德发展好,学习动力强劲。②智力素质、非智力素质发展好。③中考、高考,多次名列全市第一,还出过“状元”。④学生知识面宽,知识积累丰厚。⑤有探究精神、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实验班获得过邓颖超发起、团中央组织的“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奖”、“全国创造杯活动奖。⑥成材率高,实验班学生中,现有世界顶级公司的研发人员,有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教授,有国内的名医,也有国内政界的新星。


 


(二)


 


在语文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许多曾经名声显赫的名师,随着他们的退休、去世,其教育思想会渐趋式微,乃至销声匿迹。但是,张孝纯却不是这样,他创立的“大语文教育”思想不但没有随着他的去世销声匿迹,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大语文”。这不是我在瞎吹,而是许多专家的论断。例如课标组成员、人教社小语室主任、小语会理事长崔峦先生在回答“课标倡导哪些课程理念”时就说:“《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建设上,倡导要有大视野,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③]再例如王锋《深入领会〈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内涵》一文说:课程标准“尤其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无论是‘前言’部分,还是‘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部分,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努力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语文教育体系。”[④]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说,课程标准确实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确实,课程标准在以下10个方面与“大语文教育”高度契合:①提高语文素养,②贴近现实生活,③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导向,④积极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⑤高度重视语文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⑥开展综合性学习(语文活动),⑦跨学科语文学习,⑧多读书、多积累、少做题,⑨重视口语交际,沟通听说读写,⑩加强汉字教育。


2.新课本也实行大语文。翻开人教课标版初中语文课本,每册的“写在前面”把新的语文课本比作“语文学习之旅启程”:“在旅行中,你将看到,语文的含义丰富了,语文的外延扩大了。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不仅要在课堂上学语文,还要在生活中学语文……”这简直就是一篇实施“大语文”的宣言。有篇文章开头就说:翻开新课标课本,“扑面而来的是时代气息和改革锐气,集中体现了素质教育精神和大语文教育思想。”[⑤]


3.考试的指挥棒也转向大语文。现在无论中考还是高考,都不再重视课本静态内容的考核,而是重视语文素养,重视语文积累,重视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我们邢台的一位特级教师陈臣仲先生甚至断言:即使是单纯追求升学率,也得实行“大语文教育”。


4.现在全国各地名为“大语文”的实验如雨后春笋,报刊、书籍、网络中,“大语文”数不胜数。例如《语文学习》从1993年开始在封面上引录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克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主编唐晓云先生说,这说明他们的是赞同“大语文教育”的。《语文报》和《语文教学通讯》宣称,他们的办刊方针就是“大语文教育”;他们初中版主页的“主编寄语”是:“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将继续高扬‘大语文教育’的旗帜”。假如你用百度搜索“大语文教育”,百度会提示:“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2,150,000个”。再搜索“大语文”,则有4,300,000个。看到这种局面,九泉之下的张孝纯先生应当欣慰地含笑而眠。


5.许多专家给以很高评价。刘国正先生曾两次来邢台考察我们的实验,听我的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和推介这种思想,还写诗赞扬:


燕赵多佳士,今传大语文。语文譬花果,社会乃其根。


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八方争览胜,烂漫杏坛春。


顾黄初先生与张孝纯先生接触后曾发表文章说:“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北师大的课程论专家张锐先生发表文章:《“大语文教育”是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成功实验》。朱绍禹先生来我们这里考察后说:“大语文教育”代表了语文教育发展的方向,并且预言:“早晚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向你们靠拢!”


面对这样的影响,你不得不感叹:“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三)


 


“大语文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我认为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理论体系完备而系统。


从张孝纯先生发表的文章看,“大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完备、十分系统的:


有基本特征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刍议》《“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一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从整体到局部的各种模式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二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三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对思想源流的探索,如《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


有对各种课(阅读课、写作课、精读、自读、参读、文言文、活动课)的内容与方法的阐述,如《谈语文课的单元教学》《阅读课文教学四议》《“参读”管窥》《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大语文教育”》《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作文“自改”初探》……此外孝纯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课例和教案作为例证。


 


二.立意高远。


“大语文教育”不是像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名师”)那样,只把语文教学局限在课堂上,只关心字、词、句、篇的技术训练,甚至只关心考试内容和升学率。


刘国正先生曾为《大语文教育论集》作序《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他写道:


我认为,“大语文教育”是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


    立意高远,首先表现在着眼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进行素质教育…… “大语文教育”针对这一弊端,从课内到课外,从家庭到社会,从语文运用到生活态度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语文成绩优异,而丑素质远远超出一张语文试卷的要求。


其次,“大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可谓高屋建瓴……


 


三.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


牵牛要牵牛鼻子——用力小,作用大;牵牛头、牛角、牛腿、牛蹄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联系生活,就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一联系生活,立刻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训练有效,境界开阔。而联系生活,正是“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大语文教育”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我们的课,内容那么丰富多彩,那么生动活泼,训练那么扎实高效,兴趣那么浓厚,根本原因就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相反,如果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脱离、隔绝,只坐在教室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所谓语文训练,肯定枯燥乏味而且低效,而且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头脑就会空虚,思想就会枯竭,语文的教与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从《论语》等儒家典籍可以看到,孔夫子的课堂上,教学就是联系生活的,所以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此后两千多年,语文教学联系生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整个封建时代,语文教育是背诵四书五经,是应科举取士,是按照朱注代圣人立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近代以来,尽管有陶行知引进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并在晓庄进行实践,但绝大多数学校并未如此。1949年以后,尽管叶圣陶先生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写过一系列文章提倡;尽管吕叔湘先生早在60年代就曾经“代语文教师呼吁”,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社会对于语文、对学生有极大的影响。然而,都并未引起学校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育观念上的触动。相反,受50年代学习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语文课堂是凯洛夫“三中心”的天下。“文革”当中,语文教学倒是“联系生活”的,但那时语文课成了政治的婢女,语文教学被政治强奸,滑了天下之大稽。“文革”以后,语文界出现了一批教改的先锋,而且各有很大成就和影响,但真正从宏观上设计语文教学改革,并明确解决联系生活问题的,似乎还得付之阙如。


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语文教学联系生活问题的,是张孝纯,是“大语文教育”[⑥]张孝纯先生在“大语文教育”的开山之作《“大语文教育”刍议》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大语文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其中第一句就是:“联系社会生活”。然后在系统论述这个思想体系的“大语文三论”的第一篇《“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中更明确地提出:


我们所提倡的“大语文教育”,概括地说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三,构建了语文教学的“最佳结构”。


物质的结构不同,性质和功能就会有很大不同。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只是因为结构不同,才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和硬度。“一体两翼”,这是“大语文教育”的总体结构,也是语文教育的“最佳结构”。


这是孝纯先生的独创,是他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孝纯先生认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是课堂教学;而两翼,一是语文课外活动,二利用语文环境。孝纯先生还设计了一张“一体两翼”的结构示意图,他特意把这个结构图设计成一只鸟的形状。他说:“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飞。”[⑦]把课外活动比做“借清水浇花”:不只靠教师本人这“一桶水”,费力不多,而收获常常出人意料的大,事半功倍。但“借水浇花”总需提水之劳,而“利用语文环境”,可比做“借沃土育苗”,土中自含肥料,用不着园丁再去施肥,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自生自长,可谓“师逸而功倍”。[⑧]


“一体两翼”的结构也可以用下面这张图表示:








从这张示意图可以看出,“大语文教育”的课堂更广阔,教与学的渠道更多,因而效率也更高。


“一体两翼”的最佳模式是语文教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但突破了课堂、课本这个“狭的笼”,而且突破了“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使语文学习的范围扩展到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之中。


这种观点和《语文课程标准》高度契合。语文课标指出:“应高度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课标主张把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等等的日常生活都当做语文课程的资源。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这正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四.独特的出发点和人格魅力。


 


待续









[]宋玉柱《怀念》一文,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另见《四十九年前读了<>》等文。



[②]这三年“劳改”情况,参见著名报告文学家祁淑英所写的《啊,特级教师》,发表于报告文学集《妈妈,五丫对你你说》,花城文艺出版社19811月出版。



 



[③] 《〈语文课程标准〉问答》,见人教社网站 / 课程标准 / 语文。



[④] 《陕西教育》2002年第3期。



[⑤]黄伟《切实推进语文教材改革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见人教网>初中语文>教师中心>同步教学资源>七年级上册>教材与教学>教材研读


 


 


 



[]此观点见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最初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 同上。



[] 见张孝纯《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发表于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语文教学在前进》。



[]作于1953年:“烛影摇红,风光好,画堂春暖。贺新郎鹊桥仙侣,万年欢恋。连理枝头飞彩凤,并头莲宿双双燕。喜团圆,指日耍孩儿,休卜算。调笑罢,后庭宴,剔银灯,解佩环。赴阳台涌起巫云一段。鱼游春水花心动,鬓云松却杨枝软。隔帘听低语诉衷情,声声慢。”其中含有贺新郎、鹊桥仙、卜算子、调笑令、诉衷情、声声慢等26个词牌名。



[11]《乌有先生历险记》是张孝纯先生为高考复习撰写一篇文言文,不仅是一篇生动引人的故事,而且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文言知识的复习和练习题,囊括了中学课本中几乎全部的文言词法、句法知识,还有人称词23个、时间词36个、通假字66个、常用文言虚词46个、应重点掌握的文言实词200多个。可从网上搜到。



[12]发表于《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13]张孝纯《成家<今古奇观>戏初探》,发表于《成兆才先生纪念集》(梅兰芳先生题写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12月出版。



[14]最初发表于张志公、刘国正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8月出版。后笔者所辑《大语文教育论集》等书收入。



[15]见张孝纯《鳞爪拾遗》,发表于刘国正主编《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大语文教育”30年回眸(下)

 


(四)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回眸“大语文教育”20年》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11,现在10年过去了,“大语文教育”又有如下发展。


一.在“语文教学信息化”方面走在国内前列。


标志着在语文教学“信息化”方面走在国内前列的,是一套《大语文课件》。这套语文教学软件起初是在网上流传,后来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在2008年联合出版了一个选集,名为《语文多媒体课件精选》(3本书3张光盘),现在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又于2012年出版了一套全集,共12张光盘,包括人教课标版全部169课,加60首课外背诵的古诗词。


设计制作这套软件的缘起,是出于张孝纯先生的一个心愿。当年,张孝纯先生多次感叹我们搞“大语文”搞得太辛苦,教学效果虽好,却难以被广大语文教师接受。他设想,如果我们能搞出一套“大语文”的教学设计,老师们拿来就能用,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他原来打算在退休之后专心著述,和我一起搞出这套“大语文教学设计”。可惜的是,孝纯先生过早地撒手西去,这项计划没能实现。临终前,他还叮嘱我:国生啊,一定要完成“大语文教学设计”……


此后每当写教案,我都装着这个目标,力争把每一篇课文的教案,都设计得尽善尽美。1997年接触电脑之后,发现“课件”比教案、教学设计更便老师们使用,于是就把原先设想的“教学设计”改为“课件”的形式。


为此,我动用了几十年思想、经验、资料的积累,力争使这套课件:①有趣味,有“磁力”:能让不爱语文的学生爱上语文;②语文训练扎扎实实,而且力争低负担、高效率。③教育观念要站在制高点上,契合课标精神。


为此学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拍万张片——凡是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名胜古迹、作者遗迹,我都尽力走到,亲自拍片。这样既使课件所用的照片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又在行路中获得上好这一课的灵感和创意,从而提高课件的质量。当然个人也为此付出了几十万元的投资。还有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的痴情投入,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以至“五架三桥”。


标志着在“信息化”方面走在国内前列的是全国中语会“2002多媒体教学研究大赛”,那次大赛,我获得课件、论文两个一等奖。此后这套课件作品获得不少学术奖励,包括河北省第11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河北省教育厅“信息技术与新课程整合优秀课例大赛”一等奖;河北省综合实践活动课实施方案征集评比一等奖;全国中语会、人教社语文优秀课堂教学案例大赛一等奖……其中我最看重是教育部第5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那次大赛,全国大中小学一起在北京理工大学决赛,进入决赛的280个课件绝大多数是高等院校的作品,属于中小学的只有23个作品,其中我一个人占了两个,最后又获得中小学唯一的一等奖。从那以后,还得了个“中国语文课件第一人”、“语文课件王”的美称。


此后有了和国内多家远程教育机构的合作:北大附中网校,北师大远程教育网、诺亚舟学习机、中华语文网、上海易思教育、快易典学生电脑……“大语文课件”还在网上大量流传(不过多是早期作品,质量远不能与现在相比),受益的语文教师至少以万计,收益的学生至少以百万计。可以说,国内没有哪家、哪套语文教学软件有这样高的质量,有这样广泛的使用率。


 


二.完成了河北南部语文教学资源的调查和研发。


 2004年开始,我们进行了“河北南部语文教学资源的调查与研发”。还立项为河北省重点课题,并于201012月结题。


河北南部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语文学习资源。这块土地上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祖乙迁邢、三家分晋、胡服骑射、巨鹿之战、长平之战、围魏救赵、黄巾起义……这块土地产生过众多的历史名人:豫让、秦始皇、赵武灵王、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胜、公孙杵臼、程婴、扁鹊、毛遂、吕不韦、张角  魏征……这块土地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历史故事和成语:胡服骑射、邯郸学步、黄粱美梦、破釜沉舟、纸上谈兵、负荆请罪、围魏救赵、完璧归赵、奇货可居、鹬蚌相争、南辕北辙、毛遂自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块土地上产生过几位思想和文化的大师:荀子、公孙龙、三曹、七子。这块土地上还出过几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李春、僧一行、郭守敬。


利用调查得来的河北南部的语文课程资源,我们编写并出版了“河北南部地方课程语文课本(试用)”。课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偏重于文史方面,第二部分偏重于科技方面,重点是“郭守敬专题”;第三部分是“家乡民间采风”,选的是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戏剧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等民间创作。


 


三.在小学实施“大语文”的探索更加深入。


在小学实施“大语文”有两个侧重点:小学低年级,以集中识字、快速识字为重点。小学中高年级,以大量阅读、大量积累为重点。为了落实这两个侧重点,我们还编写了几种校本课程:


1.《补课蒙学经典》,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和“走近经典”活动课。


2.《慈善读本》(我国第一部慈善教材)小学版。此书以“活动”为纲,通过爱心歌曲、故事大王、爱心童话、爱心剧场、创意行动等形式对孩子们进行爱心教育。该书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据说发行了110多万册。


3.《爱心公益活动课》(小学版),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课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并进行爱心公益方面的教育。


还有一本《汉字教程》。此书本是张孝纯先生为我们“大语文”实验班编写的补充教材,近几年我对此书作了修订和补充,觉得更可以用于培训小学教师,提高他们的文字学修养和识字教学的能力。


目前正在从事在小学建立“大语文”实验学校和培训实验教师的工作。


 


四.编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弘扬“大语文”的书籍。


弘扬“大语文”的书籍包括:


l        《大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l        《生活处处有语文》,北师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河北省重点课题“河北南部语文教学资源的调查与研发”的成果。


l        《大语文学习法》,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


l        《大语文学案》,是配合《大语文课件》使用的学生预习和练习用书。


此外已经编写完成待出版的还有:《张孝纯文集》、《张孝纯诗词》、《汉字教程》、《爱心、公益活动课》(小学版、中学版)等。


编写和出版这些书籍、软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诸多从事“大语文” 老师们能够教得轻轻松松,轻而易举,使诸多“大语文”实验班的同学们能够学得既扎扎实实,又轻松愉快。其中实施“大语文”最方便实用的是下面两部:


《大语文学习法》,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10月出版。这是一部以“活动课”的形式,让学生掌握“大语文学习法”的书。重点内容是两部分:①系统介绍“大语文”特色的学习方法,如:人情练达即文章、跨学科语文学习、影视语文学习、网络语文学习、诀窍在于积累、勇于探究和创造、作文须重文外功,等等。②进行“热爱语文”的教育,如:人生最重要的工具、三寸舌可胜百万兵、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这部书并不采用“传授”的方法,而是以“活动”的形式让同学们掌握“大语文学习法”。书中都是对学生有吸引力的活动:奥巴马凭什么当上总统?韩寒是不是“人造”?现实版“皇帝的新装”,探究《天下无贼》,搜集流行歌词,妙用手机短信,愚公究竟愚不愚……这本书力争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不喜欢语文的学生迷上语文,让不会学习语文的学生学会学习,大幅度提高语文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


《大语文学案》(一套6本),顾名思义,是每篇课文的学习方案,配合《大语文课件》使用。这套书中,既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让学生成以“主体”、“主人”的身份主动学习,既可以把每篇课文学得扎扎实实,又让学习充满乐趣,充满探究与创造。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孝纯先生:您的嘱托,我完成了!


 


五.成立了“大语文工作室”,致力于弘扬“大语文”的事业。


这是邢台市教育局建立的一个行政机构,由我做主持人。建立以来,已经到许多地方、许多实验学校讲学、送课、听课、评课。


“大语文工作室”将致力于弘扬“大语文”的事业。孝纯先生在世时就估计到,将来“大语文”一定会大行于世,一定会出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顾黄初先生也曾撰文:“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朱绍禹先生也早就预言:“将来总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都会向你们靠拢!”现在我们更加相信,这种局面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


 


(五)


30年的实验研究也充满遗憾。


或是由于性格缺陷,或是由于能力不足,或是由于环境所限,30年的“大语文教育”的实验研究有很多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弘扬不利:投入极大,倍加辛苦,但成效、收获却不成比例。多年来,我和孝纯先生多是孤军奋战,没有能够动员起各种力量与我共同奋斗,形成洪流。还有宣传不力,出版不力,运作不力……有一位领导曾推心置腹地指出:那些影响很大的名师、名校,都是“运作”到极致的结果。你下的功夫很大,拥有的资源很多,本该有更大影响,但是……,就因为你缺乏“运作”,也没有一个团队帮你“运作”。我老老实实地承认,确实如此。悲观时甚至感叹:卅载蹉跎图愧怍,一事无成鬓如丝!


确实是“一事无成”啊!一生只做了“大语文”这一件事,却做得很不如意!


但我仍会勉力而为,也会反思、修正、弥补。我仍然坚信——


“大语文”一定会大行于世!


 


 


 

“大语文教育”30年回眸(中)

(三)


 


“大语文教育”的核心理念


大凡有一定影响的教育思想,一定有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学法、教育哲学等方面的理论、理念作为支撑。“大语文教育”也是这样。仅从张孝纯先生发表的论“大语文”的文章看,“大语文”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完备、十分系统的:有基本特征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刍议》《“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一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有从整体到局部的各种模式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二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三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有对思想源流的探索,如《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有对各种课(阅读课、写作课、精读、自读、参读、文言文、活动课)的内容与方法的阐述,如《谈语文课的单元教学》《阅读课文教学四议》《“参读”管窥》《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大语文教育”》《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作文“自改”初探》……此外孝纯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课例和教案作为例证。


但是,“大语文”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却只有十分简单、朴素的若干条。这些“核心理念”虽然简单、朴素,却是百试不爽的真理,能决定语文教师的发展方向,能规范语文教师的价值取向,还能引导他们的思维方式,并能让他们幻化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帮助老师们告别“教书匠”,成为语文教学方面的专家。因为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而非高深莫测的。


下面我把“大语文教育”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


1.联系生活


联系生活,是“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牵牛要牵牛鼻子,生活,就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一联系生活,立刻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训练有效,境界开阔。我们的课,内容那么丰富多彩,那么生动活泼,训练那么扎实高效,兴趣那么浓厚,根本原因就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相反,如果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脱离、隔绝,只坐在教室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所谓语文训练,肯定枯燥乏味而且低效,而且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头脑就会空虚,思想就会枯竭,语文的教与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我们从《论语》等儒家典籍可以看到,在孔夫子的课堂上,教学(不限于语文)是联系生活的,所以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此后两千多年,语文教学联系生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整个封建时代,语文教育是背诵四书五经,是应科举取士,是按照朱注代圣人立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近代以来,尽管有陶行知引进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并在晓庄进行实践,但绝大多数学校并未如此。1949年以后,尽管叶圣陶先生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写过一系列文章提倡;尽管吕叔湘先生早在60年代就曾经“代语文教师呼吁”,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社会对于语文、对学生有极大的影响。然而,都并未引起学校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育观念上的触动。相反,受50年代学习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语文课堂是凯洛夫“三中心”的天下。“文革”当中,语文教学倒是联系生活的,但那时语文课成了政治的婢女,语文教学被政治强奸,滑了天下之大稽。文革以后,语文界出现了一批教改的先锋,而且各有很大成就和影响,但真正从宏观上设计语文教学改革,并明确解决联系生活问题的,似乎还得付之阙如。


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语文教学联系生活问题的,是张孝纯,是“大语文教育”[1]张孝纯先生在“大语文教育”的开山之作《“大语文教育”刍议》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大语文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其中第一句就是:“联系社会生活”。然后在系统论述这个思想体系的“大语文三论”的第一篇《“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中更明确地提出:


我们所提倡的“大语文教育”,概括地说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2.一体两翼


这是“大语文教育”的总体结构,也是张孝纯先生的独创,是他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孝纯先生认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一是语文课外活动,二利用语文环境。孝纯先生还设计了一张“一体两翼”的结构示意图,进一步指出“一体”和“两翼”的详细分类。他特意把这个结构图设计成一只鸟的形状,他说:“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飞。”[2]他还详细阐述了“语文教育的完整结构”和“两翼”之异同。他把课外活动比做“借清水浇花”:不只靠教师本人这“一桶水”,费力不多,而收获常常出人意料的大,实在是事半功倍。但“借水浇花”总需提水之劳,而“利用语文环境”,可比做“借沃土育苗”,土中自含肥料,用不着园丁再去施肥,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自生自长,可谓“师逸而功倍”。[3]


这种“一体两翼”的总体模式是语文教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但突破了课堂、课本这个“狭的笼”,而且突破了“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使语文学习的范围扩展到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之中。


这种观点和语文课程标准高度契合。语文课标指出:“应高度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课标主张把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等等的日常生活都当做语文课程的资源。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这正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3.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而且重视非智力因素也不是“大语文”所特有,我在这里想特别说明的是,“大语文教育”比其他教育思想和教改实验更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并且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非重点学校,是被重点学校淘汰的学生。这些学生对学习更缺乏兴趣、动机,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控制自己和战胜困难的意志。面对这种生源,教师的功夫、能力,教师的教育艺术,主要的并不表现在自己有多少“水”和能给学生多少“水”,而是表现在能否激发学生对语文课和语文学习的强烈的兴趣、动机、情感,并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顽强的意志等非智力因素。这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言:“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发、唤醒和鼓舞。”


30年的“大语文”实验,我们下力气最大、用工夫最深的就是在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特别是兴趣和动机培养方面。我们每一堂课的教学设计,第一步都是设计一个“导入”环节,目的就是激发兴趣,强化动机,然后才是从整体到局部的阅读和训练。我们认为,语文教师首先把语文课上得有趣,能吸引住学生,让他们感到愉快。愉快了,就会喜欢语文课,喜欢语文老师;喜欢语文老师了,自然也会“信其道”,甚者不吃不喝不睡觉,也要学语文。我们还提出一个目标:让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


怎样使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方法很多,课例很多,无法在这里详述,只概括交代以下10条原则:①好看、好听、好玩,使感官愉悦;②有趣事、趣闻,能满足好奇心;③方法新颖奇特,富有创意;④联系学生生活,直击社会现实;⑤知识密集,训练扎实,满足求知欲望;⑥富有哲理,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教益;⑦得以展示长处,受到赞扬鼓励,满足自尊心、表现欲;⑧能发现无疑之疑,进入愤悱状态,产生探究欲望;⑨探究到奥秘,产生了创见、创意;⑩取得好的成绩,能享受到成功的欢乐。


 


4.德器


“学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成必大;德器浅薄,虽成亦小”(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无论是面对一流学生还是三流学生,德、德器、德育,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


“德器”的培养,也是30年中我们最下功夫的领域,并且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渗透性和隐含性的特点——我们尽力把这项工作隐含在课文阅读教学中,隐含在写作教学中,隐含在各种活动中,隐含在校园文化环境中,隐含在教师的行为示范中。相反,极力避免灌输,避免说教,避免逆反心理,因为德育的诀窍在于感染渗透,说教,只会导致逆反心理。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拖拉机手失去了双腿和左臂,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但他的妻子却用自己的爱使他重新站了起来。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听了这个故事,自然会被这位伟大女性的精神所感动。接着苏氏强调:“不要,千万不要对学生说:来吧,我们来谈谈对这个为自己的亲人奋斗了十年的妇女有什么看法……如果这样来结束自己的谈话,就会把已经取得的一切效果破坏掉!”


不但不说教,往往还要故意“隐藏”和“转移”教育目的,运用兵法和三十六计中“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例如:明明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却说:为了调剂枯燥生活,为了提高口才,为了发展智力,为了培养创造能力…… 卢梭《爱弥儿》说:“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我管这叫做“无痕教育”。我的教学中,我的课件中,我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千方百计渗透这样的“无痕教育”。


 


5.活动


如前文所说,我们的语文课上经常领着同学们“玩”,但此“玩”非彼玩,我们的“玩”是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


“大语文”30年的历史,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活动,是一种最受学生欢迎的学习方式;经常组织活动、领着同学们玩的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效果特别好。例如:我们每届实验班的第一课,都是“语文:人生最重要的工具”,上完这一活动课,同学们就被语文的魅力吸引了。我们还都要上一节叫做“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活动课,是讲汉字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字,这节活动课一上完,同学们就都深爱汉字、深爱母语了。有一堂课名为“朱熹诗三首”,但上了这一课,同学们不但学会了质无疑之疑,而且就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了。有一回我对同学们说:今天咱们到北大和清华去玩玩:悠久的历史,最美的校园、最雄厚的师资……“玩”完了,就有很多同学在日记、周记上表示“非北大清华不上”了。


 


6.语文资源


语文与别的学科不一样,可以在一切有语言文字的地方学,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学,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语文学习的资源,而且许多都比课本中的更好,更有吸引力,训练也更有效。语文教师要有一双慧眼,善于发现、善于开发这些语文学习资源,一定要牢牢记住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的这句话: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一定要谨遵和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7.语文训练


不要以为我们只会“玩”,只会组织活动,只会做外围功夫,其实,我们的语文训练是十分扎实的,抓得很紧、强度很大,落得很实。我们的语文训练紧紧抓住十个字: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思。针对这十个字,我们的每堂课,都前有预习、质疑,中有质询、研讨,后有归纳、复习、扩展、探究。不信去看看我的“大语文课件”,去搜搜我的“大语文学案”、“大语文教案”、“大语文创新设计”以及“大语文课堂实录”。


 


8.质疑探究


中国人长期得不了诺贝尔奖,为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肯定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教学模式、学习模式有关。我国教育强调传授知识,强调对已有知识的记忆,强调“双基”训练,学生的学习成了以记忆和做题为主要特征的“接受式学习”。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怀疑性、创造性不但得不到尊重和发展,而且被销蚀得越来越少,乃至被完全扼杀。结果,中国学生的运算能力世界第一,想象力却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毁人不倦啊!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杀了,变成流水线上批量制造的标准件。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获得诺奖?现在莫言终于获得文学奖了,却小学就辍学了,并非“教育”出来,简直是对中国教育的讽刺。怎么办?只有运用探究学习,培养创造能力。我的课,我的课件,几乎每一课都有一个环节:探究。


什么叫探究?根据美国《国家科学标准》,探究应是:①观察现象;②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③查阅书刊和其他信息源;④设计调查和研究方案;⑤运用各种手段搜集、分析和解释;⑥提出答案、解释和预测;⑦对所作解释加以检验;⑧把自己的看法和意思传达给别人。


探究,往往从“质疑”做起。我们每堂课,都是三大步骤:预习质疑、质询研讨、巩固深化。其中第一个步骤“预习质疑”,我们又要求不仅有“有疑之疑”,更要有“无疑之疑”。教学,往往就是不断质疑、探疑和解疑的过程。


因为平时有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实验班能获得“全国创造杯活动奖”,还有一个叫赵树梅的学生提出一个具有创见性的观点:“《西游记》结尾不符合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败笔”,还写成小论文,因此获得“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奖”。


 


除此以外,“大语文”还有其他一些核心理念,例如:听说读写结合,导以基本规律,提高教学效率,鼓励读书积累,重视汉字教育……作文教学方面,则有:加厚文外功、发挥网络优势、训练学生自改……不再赘述。


 






[1]此观点见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2]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最初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3] 同上。

“文学教育”即“人学教育”

“文学教育”即“人学教育”

 

张国生

 

 

 “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总是围绕着一个“人”字,把“人”作为中心,无论是它的主体还是客体,都离不开一个“人”字。

所以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是“人学作品”,它分为三类:

1. 记人生的,即描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为记叙性文学作品。

2. 议人生的,即发表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见解,给人以启示、以指导。是为议论性作品。

3.
抒人情的,即抒发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是为抒情性性作品。

有些文学作品反映的对象似乎不是人,而是动物、植物、鬼神之类,其实那也是人和人类社会的间接反映。《西游记》写了大量的神佛、妖魔、虎狼、鱼鳖、虫豸……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是水里的,不论是玉皇大帝身边的,还是深山洞窟中隐藏的,其实哪个不是人类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呢?《聊斋志异》更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其中“鬼”的形象更是社会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与渔夫情同莫逆的溺鬼王六郎、向无名文士陆尔旦讨酒喝的陆判、用鼻子一嗅便知文章优劣的盲和尚,都是多么可亲可敬的人!小谢、莲香、聂小倩、连琐、梅女等,美艳多情,聪慧文雅,虽然是狐鬼,却比现实中人更具魅力。所以歌中唱道:“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反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其实有什么难以解开的呢?就是以谈狐说鬼为名,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人民的愿望,抒发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感慨而已。《爱莲说》中的莲花、菊花、牡丹,《黔之驴》中的虎和驴、《猫》中三只不同性格的小猫、《斑羚飞渡》中的斑羚……其实也都是人。这样的文学作品,都是“人学”作品。这样的文学手法,称之为“以物喻人”、“以鬼喻人”。

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可忘记对学生的“人学教育”。

“人学教育”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 认识人生,认识社会。

2. 学会做人。

 

无痕教育

无痕教育

 

张国生

 

 

根据我从事教育工作44年的经验和认识,思想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生在“玩”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这里所说的“玩”,是指学生喜爱的各种活动,包括:唱歌,看图,讲故事,做游戏(智力游戏、娱乐游戏),角色扮演、探究问题……也包括有趣的阅读、写作、讲演、辩论、观察、调查、采访、编辑、游览、游艺、展览、竞赛、实践……

 

为什么?因为思想教育的诀窍在于感染,而不是灌输,更不是说教。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举过一例:一拖拉机手失去双腿和左臂,他妻子用自己的爱使他重新站起来。学生听了故事,自然会被感动,但苏氏说:千万不要对学生说:来吧,谈谈你对这个妇女有什么看法。如果这样,就会把已经取得的一切效果破坏掉。

 

思想教育还应具有隐含性、渗透性的特点。要尽量不露“教育”的痕迹,尤其不要进行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对说教,学生会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谁说教,学生会讨厌谁。如果教育者不说教,不露教育痕迹,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学生便没有逆反心理。

 

为此要尽量寓教于乐。为了寓教于乐,有时甚至要故意“隐藏”教育目的,或采用孙子兵法中“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法。例如明明是为了进行某种思想品德教育,却说是为了调剂枯燥生活,为了提高口才文才,为了发展智力,为了培养创造素质。相比之下,那些露出教育目的、教育痕迹的教育,是很拙劣的,例如:现在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才某某某让我们受到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如果按以上主张去做,注重感染渗透,不露教育痕迹,思想教育就会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这就是我主张的“无痕教育”。

鳞爪拾遗

鳞爪拾遗


张孝纯


 


到1983年8月止,我从事中等学校语文教学工作已满34个年头,但似乎迄今没有摸到它的规律。犹如入九重之渊探骊龙,没能取得颔下之珠,充其量只是抓到一些鳞爪。加以当初的许多细节都已淡忘,而“文革”的劫火又把仅存的少量资料销毁一空,所以剩存在记忆里的,更只是一鳞半爪了。现在掇取一些片段写出来,但愿对我们队伍中的年轻同志们,多少有些借鉴价值。


一意外的成功
1949年8月,我到北戴河临抚师范任语文教员,担任两个小学教师轮训班的课。那时我年仅23岁;而学生大都比我大,有的已四十多岁。我没有学过“语文教学法”,又是第一次当教师;而学生则都有若干年的教学经历和一定的教学经验了。特别是那时临抚师范实行一种民主制度:每月一次,在学校领导主持下,学生代表面对教师评议教学,常把一些教师评得面红耳赤。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我自然不能不惴惴然了。
出人意料,在那里我竟然获得了成功,有下列事实可以为证:
1?每次评议会上,学生代表都用最热情、最美好的语句称赞我的教学;2?不过半年,唐山专署文教科就确定我所在的语文教研组为专区教学实验小组,并任命我为组长;3?在参加工作刚满两年的时候,我竟然被评为唐山专区中等学校特等模范教师。原因何在?我后来得出答案:
首要一条是:我同学生的关系特别好,这弥补了我在教学能力方面的许多缺陷。当时有人告诉我:初登讲台,一定要摆出学识渊博、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镇住学生。我没接受这个好心的建议,而采取了相反态度: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不少情况下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幸亏这样做了,不然会闹出许多笑话。例如课本里有一篇写土改的诗,结尾是:“平大岗,填大洼,中间不动,还沾点坷垃。”我尽管能背诵一些周诗、楚辞、宋词、元曲,由于没参加过土改,对这几句却很茫然。我直率地请教学生,他们大笑着告诉我:“平大岗”比喻推翻地主,“填大洼”比喻把土地财物平分给贫雇农,“中间不动”指不侵犯中农利益,“还沾点坷垃”指中农也得到些胜利果实。我感谢他们;他们认为我不装懂,因而更信任我、亲近我。当然我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但很讲究方式。有位女生有四十几岁,她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学习,因此遭到少数学生讥笑。她底子差,作文求好心切,就拼命堆砌。有一次写师生到校外宣传,记得一开头她就写:“钟声惊醒我的南柯一梦,揉揉昏花二目,芳心不住地跳动。梳洗打扮之后,便姗姗地来到学校。操场上师生已经集成乌合之众。这时光阴滚滚向西流去。校长做了一回狮子吼之后,师生们就一匹匹(批批)出洞(动)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我并没有简单地批评她,而是通过个别谈话一方面肯定她尽力想把作文写好,一方面指出写文章应当用看来平常的语言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和表达思想感情,而不应胡乱堆砌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在班里讲评时,则表扬她作文努力,并指出“母子同校”齐攀文化高峰,精神可贵,是抚师的佳话。她很受鼓舞。临抚师范地处号称“七十二道沟”的太和寨村的西口,条件不好,从城市来的教师有的不安心,我曾写过一首诗赠他:“此乡殊不恶,东北近雄关,南接沧溟水,西临碣石山。莫嫌村落僻,应识海天宽。更喜群学子,切磋朝夕间。”后两句可以看做当时我与学生共同切磋的生活情景的概括。
近几年,我从一个刊物上获知,日本教育家把师生关系分成五个类型:放任型、命令型、温情型、亲爱型和尊敬型。教育成效放任型最低,尊敬型最高,而亲爱型次之。我的切身体会则是:敬爱型师生关系最理想。首先是教师真诚地尊重爱护学生,换来的必定是学生由衷地敬重爱戴教师,如此,教学效果就得到了很大保障。由于语文是最能触动学生心灵的学科,所以师生关系的影响尤为巨大。根据这一认识,在1983年拟定我的教学实验小组的规划时,我把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列为教师必须遵守的一条法规。


第二条是:我当时极力要把课教得有趣。师生关系很重要,但课教得很糟,也无法建立起敬爱型师生关系。好课的标准固然有很多条,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极为重要。怎样才能教得有趣,当时我认识得很浅,主要是:
1?不讲学生不需要或已经懂得甚至会了的东西。教学上的无谓唠叨,是学习兴趣的灭火剂。我当时讲课,一般是“粗线条”的,即根据课文内容的脉络、学生思维的脉络和我的教学构思的脉络,只抓几点认真推究一下,学生反而欢迎。
2?语言力求简明生动,解释力求深入浅出。我的口齿较清楚,说话逻辑性较强,因而在备课时对教学语言的提炼与设计很下功夫,以发挥这一点点“优长”。有些问题难解释,就调动别的教学手段。记得一次讲“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不易说明白。我想起郭老的一段论述,大意是:高尔基面貌不好看,汪精卫面貌挺漂亮,但在艺术家的笔下,高尔基的画像使人产生敬意,汪精卫的画像使人感到可憎。于是我分别从《母亲》的封面上和《新名词辞典》里找来这两人的画像,请教图画的孟老师放大摹画在两张纸上,向学生揭示,学生兴味盎然,而我省去许多唇舌。
3?要有一定难度,能使学生动脑筋。那时我不会说“跳一跳摘下果子”,更不懂什么“最近发展区”,但我本人学语文的经验使我确信:一点也不难的课,激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尽管听我课的同志往往认为我的课偏难,我仍然坚持上有一定难度的课。学生的反映与这些同志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说:他们爱上我的课,原因之一正是它有难度、有学头,不是“上不上,一个样”。
4?要努力把学生带入“情境”中去。苏联一位文艺家说:阅读作品是个再创作过程。我认为教师钻研教材和引导学生学课文,都可视为再创作过程。教师先做到如临其境,然后带领学生也做到如临其境。“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这是叶圣老1962年写的诗句,当时我虽然说不出,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总是努力把学生引入作品规定的氛围中,以富有情感的讲述唤起学生的共鸣,甚至使他们不知不觉中或笑或泣起来。这也是学生学得有趣的原因之一。
5?帮助学生找到提高学语文兴趣的突破口。我五岁开始学唐诗,不识字,由我伯父口授,七岁左右居然学完了《古唐诗合解》里的绝句诗,从此同诗结下不解之缘,梦中也读诗作诗。学诗就成了我学语文的突破口,扩展开来,对辞赋、戏曲、小说、散文无所不爱。所以我注意帮学生选定突破口。突破口可能因班因人而异。图解句子,一般都不感兴趣,很难成为突破口;但我教的师范班学生一度对图解句子着迷,甚至使教数学的杨老师向我“抗议”,说学生连数学题都懒怠做了。一般说来,学诗最容易成为突破口,千万不可放过。但也有以书法、写作、朗读、语文知识等为突破口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玉柱同志,1952年在昌黎一中高三班学习。据他本人回忆,在我任课之前,他们班的语文教师只会空讲政治,甚至把鲁迅的《风筝》里的“瓦片风筝”讲成“用瓦片做的风筝”,因此,他决定考农业大学了;我接课之后,他又决定学语文。当时,我是选定作文和语文理论知识为他的突破口的。听说,玉柱同志现在已经带研究生了。
此外,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包括课外阅读在内的课外语文活动。提到课外语文活动,人们往往只注意它使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的作用,而忽视它对于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和激发语文学习兴趣,具有语文课堂教学不可企及的地方。在临抚师范时,我不仅重视一般的课外语文活动,而且组织一些特殊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编写“双簧娃娃戏”的剧词、小演唱《给毛主席拜年》和《鸭绿江边》,由学生演出,甚至与学生共同演出《木兰从军》。直到后来在昌黎、隆尧工作时还多次主办表情朗诵会、屈原纪念会、杜甫纪念会、鲁迅纪念会等。


第三条是:重视汉字和词素(现亦称语素)的教学。字和词(语)素的教学,对整个语文教学具有基础意义,但多年来未被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脱离课文进行空洞的思想教育和以词解词之风很盛,而我却很注意咬“文”嚼“字”,这显然也是受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记得那时备课、听课,在字和词(语)素方面十分留意。如有位教师把“鲁达吼道”中的“吼”字解成野兽叫,我提出异议,认为“吼”字从口从孔(大),指大声叫喝,不专用于野兽。对方反驳:“反正好人不称吼,……”在座教师大都认为我输了,不料我突然举出国歌里的“发出最后的吼声”把对方驳倒。老师咬“文”嚼“字”,学生必然追随。如《辽尼亚和他的祖母》一课(节选于茅盾转译自英译本的苏联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中有一句:“西瓜闪着金光。”学生对“金光”的“金”字大加推敲。有的说:“‘金’字一定是印错了,西瓜怎能闪金光呢?”有的说:“苏联西瓜可能是黄的。”有的说:“‘金’字在这里不一定指黄色,可能指光泽很美,表现辽尼亚的祖母在德寇将占领她家乡时,多么舍不得离开。”幸好我手头有英译本《人民是不朽的》,经查对,原来这里的“西瓜”,在英译本里是pumpkin(南瓜),而不是water melon,显系误译。我为学生也能咬“文”嚼“字”而高兴。
汉字和词(语)素教学的重要性及其原因,我在《语文教学琐记》里曾说明过(见沈阳师院编的《特级教师笔记》),不重复。但愿意说明:近年内我编成一本《字法教程》,在邢台八中初一两个班试用,正是我当初重视汉字和词(语)素教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调动学习兴趣,重视汉字和词(语)素的教学,这三点,我至今认为对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极为重要。但这三点都是我在学语文过程中从我的老师(包括我的家庭启蒙老师伯父)那里学来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教学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凭着自身学语文的经验进行教学的阶段。


二失败后的胜利
大约从1952年下学期开始,我对凭自身学语文的经验进行教学的现状,很不满足了。可以说进入了第二阶段——对语文教学的原则、方法进行思考的阶段。这时我已经学过凯洛夫《教育学》,知道五大教学原则和讲解、谈话等教法。也已经学过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且想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当时我意识到:五大教学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学科的教学原则,中学语文教学还应当有自己的具体原则;教学方法的运用,应适应语文学科的特点,根据教材、学生、教师的实际来选择、配合。对于这些朦胧的认识,这里不具体介绍,而想着重说明:我当时的一些有关教学论的认识,固然有不少来自教育理论学习和比较“成功”的教学实践,但也有许多来自失败。“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对语文教学工作完全适用,关键在于对失败持正确态度:冷静分析,引出教训,再做努力,转败为胜。这点体会,对年青的语文教师同志们,也许不无用处。
在我的语文教学生活第二阶段里,有两次失败使我难忘。第一次失败发生在1952年冬。当时,唐山专区举行中等学校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的重点发言,博得与会同志的赞赏。会临结束时,根据与会者的提议,临时决定由我举行一次观摩教学,教材是话剧《龙须沟》(节选)。课教得很糟,糟得使熟悉我的同志和我本人都不敢相信。有人在背后冷嘲热讽了:“发言头头是道,讲课稀松平常!”课后,我冷静分析,发现:在备课时,我把教材、学生和自己都估量错了。原以为:教材是语体的,入耳即解;高中学生,而且看过电影《龙须沟》,理解更无困难;我本人是戏剧爱好者,并且读了《龙须沟》全剧本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讲解不成问题。教学实践的失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许多缺欠,特别是由于我没有做过正式戏剧作品的写作尝试,对剧本这种文学形式自以为懂得,其实并不懂得。于是我找来冼群著的《戏剧手册》读;1953年夏又应唐山专区实验剧团之约,把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改编为戏曲本演出,从导演、演员那里了解到许多我不懂的知识(特别是舞台知识)。这年秋季,我教课本里一个苏联的独脚独幕话剧,听课的正好有一位刚从文工团转业的同志,他对我的课感到惊异,我的“自我感觉”也是良好的,同学也满意。这一败一胜的事实使我懂得:备课除要求对文、人、我三方要有较好的了解外,还要求教师具有比教科书内容多得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特别是教师的语文能力储备尤其要紧,教师只会说不会做,不可能把课教好。教师教学生听、读、说、写,自身就应当有相当过硬的听、说、读、写本领。我甚至认为,对一般人不应要求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但中学语文教师还是练习写写的好,写不好没关系,不写不知个中滋味,教起来难免搔不到痒处。亲自试一试再教,大有助益。
第二次失败是在1953年秋,当时《红领巾》教学的经验正在全国推广,唐山专署文教科的同志让我试一试这种教法。我勉强同意了,模仿《红领巾》教学用谈话法、图解法做了一次尝试,结果是失败。课后自思,这次失败不能归咎所谓《红领巾》教学法本身,而在于违背了从三个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和巧妙结合各种教法的原则。于是,我立即回到这个原则上来,坚决不走机械模仿的路子。不久,机械模仿《红领巾》教学之风吹遍全国,千篇一律的谈话法、支离破碎的图解法、把人物形象变成干巴巴几条筋的架空分析法,充斥语文课堂,甚至闹出讲《田寡妇看瓜》要提问“什么是寡妇”之类的笑话来。但由于从失败中及时总结了教训,我没有被这股风吹得晕头转向。1955年4月,我奉调到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作。为了在省内纠正照搬《红领巾》教法的偏向,河北省教育厅决定在通州女子师范举行一次全省性中等学校语文观摩教学,教师是臧小实同志,教材是《分马》。由于教案设计遇到了困难,省教研室董遂平主任授意由我编制教案。教案编成了,有关同志认为它摆脱了《红领巾》教学后出现的毛病,主要是:1?避免了架空分析,把语言因素、文学因素和思想教育因素较好地结合了起来;2?避免了单一的谈话法,使多种教法较好地结合了起来;3?没有形式主义地采用图解法,防止了对文章内容的割裂和简单化。虚怀若谷的臧老师采纳了这个教学设计,并以她的老练的教学技巧把它贯彻到教学过程中去。她获得了这次观摩教学的成功,我也取得了用第二次失败换来的胜利。接着,河北省的中等学校几乎处处“分马”,新的形式主义的偏向,又等待我们去纠正了。
通过对这两次“失败—胜利”的追述,我想说明:1?教学不应满足于凭借经验,而应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有利于纠正错误,变失败为胜利;2?教学要从教材、学生、教师的实际出发,克服单纯教法观点,力避依样画葫芦的机械模仿;3?教师不但应当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而且应当有足够的能力储备,不应当只会说不会做;4?不要害怕失败,失败往往比成功更能使人获得深刻认识。


三厄运中的幸运
从1957年到1977年,是语文教学摇摆最大的时期。这20年中我也一再陷入政治厄运。“廿载沉冤疑梦幻,十年浩劫葬韶华”,确是这一时期我的政治生活的写照。但是,从语文教学角度看,我却从厄运中获得了某些幸运。
继“反右派运动”之后,开始了“大跃进”,汉语、文学分科的实验被彻底否定了,语文教学纳入“教育革命”的轨道,变成直接地、简单地为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服务的手段。当时我在团泊洼接受“监督劳动”,被指定为农场干部夜校的语文教员,接着又任农场子弟学校的语文教员。劳动和生活都很艰苦,但“教育革命”的“东风”却吹不到这所学校的避风港,因为那里的干部、职工颇有些务实精神,希望自己和儿女学些真本领,而且我们这些“右派教员”无权谈论当时的阶级斗争,因而并不要求我们的教学“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当广大语文教师不能按规律进行教学的时候,而我却能在这块语文教学的“桃花源”里从容回顾、检讨已往的教学实践,“明目张胆”地应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教法进行教学,并赢得干部、学生及其家长的满意,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特殊的幸运。
我恢复工作四年多,“文革”浩劫开始了,当时我在邢台一中工作,曾两次入“牛鬼队”。囚徒生活是痛苦的,在劳动空余时间更痛苦。为了使精神有寄托从而减轻痛苦,在避开“红卫兵”监视之后,我常常阅读英文版的马列著作,或者默默地回顾、检讨过去的教学实践。当一般语文教师只能为“字字句句讲出方向路线来”而努力的时候,我却能不受影响,保持教学思想的纯洁性,对于一个愿意为语文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来说,也可以算幸运了。当1973年我在“群众拿帽”的情况下重登讲台的时候,我以较前远为成熟的教学技巧,赢得了对我心怀戒备的学生的好评。更为主要的是,通过这两次回顾、检讨,我较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是:1?语文课不注重教语文,——这是忽视语文学科的特殊规律;2?不善于对语文现象做科学说明,——这是忽视语文本身的科学规律;3?不能用科学的认识论指导语文教学活动,——这是忽视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的认识规律;4?语文课堂教学同其他语文学习活动严重脱节,——这是忽视语文学习和实践的整体性规律。针对这四点,我坚持:1?在文道统一的前提下,突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教学;2?对语文现象力争做简明准确的科学说明;3?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组织教学过程,即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感知、理解、保持、应用等积极认识活动,实现由无知到有知、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4?把课内外各项语文学习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阶段使我认识到回顾、检讨已往的教学实践的重要性,因此认为这个阶段是我在回顾、检讨教学实践中前进的阶段。


四经验基础上的实验
上面提到的四点,远不是完整的。我痛感语文教学的改革不能局限于某些局部,更为需要的是对语文教学整体规律进行探索的研究和实验。“四人帮”被粉碎了,语文教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也恢复了政治生命和教学青春。1980年夏,在“全国优秀教师青岛暑期活动”中,我参加了“教学实验研究小组”,并于同年秋季在邢台一中高一的两个班开始了实验。当时,单枪匹马,大有“荷戟独彷徨”之感。一年之后,与陈臣仲同志协同作战,在高一四个班进行。但高考迫在眉睫,许多想法难于实现。1982年9月,河北省教育局领导支持我重新选点从初一开始实验,经过一年的准备,在1983年9月组成教学实验小组并正式进行实验。我的语文教学生活的第四阶段——对中学语文教学整体规律开始探索的阶段,就这样开了头。
详细介绍这个实验,会大量浪费篇幅,这里只做个简介:
这个实验是从初一年级开始的、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探索性与检验性相结合(即“开始班”进行探索、“继起班”进行检验)的中学语文教学实验。目的是:试图突破以“多读多写”为主要途径的传统语文教育思想的局限,力争在较少的教学时间里,以较小的课内读写量和课外作业量,做到:教会学生学语文的方法,养成他们自学语文的能力并初步形成习惯,提高他们听、说、读、写能力和认识能力(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想像联想力、思考力)。这一目的的核心是力争事半功倍。教学实验的指导思想是: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既要全面提高能力,又要减轻课业负担;3?既要有教师的积极性,又要有学生的积极性;4?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普遍推广的可能性。教材是采用人教社编的通用语文课本,但自编两种辅助性教材:1?最基本的语文规律教程(包括字法、词法、句法、篇法等教程);2?参读文选(每学期若干篇,分为类比、对比、导引、补充、印证等型,供课前、课中、课后参用)。教学基本途径可用六句话概括:补好基础;培养兴趣;着眼训练(以提高语文训练效率为中心);导以规律;利用环境(语言文字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开发智力。教学方式方法总称为“精讲巧练法”。在阅读教学中,精讲主要指:充分发挥单元教学优势;切实把握教学要点(重、难、疑、特四点);坚持导以最基本的语文规律;适应“研习法”的需要改革课堂教学结构(预习见疑——质询研讨——巩固深化);努力实现教学用语和板书的精练化。巧练主要指:把多种多样的听、说、读、写、思的训练,组织到全部教学过程中去,使教学过程由互相连结、渗透的若干练习群组成;重视学生掌握并运用基本语文规律;设计事半功倍的高效练习,做到:有趣,有理,有法,有序,突出关键知识,知识重新组合,多种官能并用,富有智力价值,联系现实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在写作教学中,改革重点是:写真实;讲序列;重积累;开思路;求自改。在课外语文活动中,坚持学生自觉自愿与教师有效指导相结合,以课外阅读为中心,以兴趣小组为主要组织形式,开展小型多样活动。在语文课各组成部分之间,坚持下图所示的总体结构(图略,参见《“大语文教育”刍议》一文)。在考查、考试方面,主要是:变以考核知识为主为以考核能力为主;纠正只考读、写不考听、说的偏向;在考题设计和成绩评定中逐步打破由教师包办的旧传统。按照规划,“开始班”每年授予“继起班”教学设计、辅助教材等十种书面资料,作为进行检验性实验的凭借。1990年争取写出书面成果《中学语文教学最佳途径之探讨》的“初探”部分;在第二、第三轮里陆续完成“再探”“三探”部分。
1983年7月,我有幸向中央教科所所长张健同志、上海师院副院长陈育辛同志汇报实验规划。陈院长鼓励说:“这是以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为基础的实验,成功有把握。”是的,这个实验确是在用国内外语文教学理论对自己的教学经验做了一番检验之后提出的,可以称之为“经验基础上的实验”。至于成功,则只是我的希望而已。


五力量的源泉
三十四年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我献身中学语文教育事业之心未尝稍懈。这是因为有党对语文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做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央政治局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过问语文教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这里愿意极简略地提一下河北省三位党员领导干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位是解放之初任唐山专署文教科长的谭思源同志。他爱才如渴,对知识分子以“知己”相待。他是第一个发现我有培养前途并大力加以培养的人。
第二位是1957年前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文哲同志。他博学多才,精通教育学和语文教学。当我在河北省教研室工作期间,他大力支持我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推广我提出的教改意见。更感人的是,在我被定右派时他竟冒风险保留了意见。可惜当我知道这一事实时,他已被迫害致死好几年了。
第三位是粉碎“四人帮”后任河北省教育局长的续树伟同志。为了给我建立教学实验点,他在病中几次给地方党政部门写信,并委派李春副局长亲临定点。没有他的支持,我的教学实验是搞不起来的。
这三位同志身上,体现出党对一个普通语文教师的支持、关心。动人事例颇多,限于篇幅不赘述。我希望教育界的领导同志中,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们三位一样,善于发现青年语文教师的才能,支持他们,培养他们,做他们的“知己”。这将是祖国语文教育事业之大幸。我为语文教育事业,也为我们队伍中的年轻的战士们,虔诚地祝愿着!


(发表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和语文教学》一书)


 

谈优化语文教育环境

 


谈优化语文教育环境


张孝纯 张国生



古今中外,许多教育家都十分重视环境的影响,就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我国战国时期大教育家孟轲和隋朝大教育家颜之推的一些论述,尤其值得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重视。他们把教育与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明确提出了语言环境对语言教育的巨大影响: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着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对话:“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讲这个“一傅众咻”的故事的本意,是作为比喻,针对宋王为善问题阐述“以其人之寡不能胜其人之众”的道理的。但是,比喻作为说明的手段,总是用熟悉的、易于理解的、为人普遍认同的东西去说明生疏的、不易理解的、尚未为人普遍认同的东西。因此,不论从孟子的主观认识讲或就这段话产生的客观影响讲,它都不失为一段极深刻、极生动的关于语言环境教育的论述。


颜之推是一位非常重视环境影响的人。他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也。”(《颜氏家训·慕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从重视环境影响出发,十分强调家庭语言环境的教育作用。他认为,孩子们从小就要学好语言,家长要把自幼教好孩子语言当作自己的责任,孩子们一句话出了错误,就引为自己的罪过;父母还要在语言运用方面为子女做出榜样,一事一物,不经过考查,不敢随便称呼,惟恐造成不良影响。他写道:“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颜氏家训·音辞》)在颜之推的子孙后代中出现了像颜师古等好几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这同他重视家庭语言环境教育并身体力行,显然是分不开的。


但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语文教学界似乎很少有人强调语文环境教育问题。因此,陈金明同志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当然。许多语文教师都痛切地感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语文环境污染,像重重浊浪猛烈地冲击着学校语文教学阵地这块孤岛,而自己却是惟恐欲守住孤岛而不可得,根本谈不到击退恶浪和破浪前行。所以他们自叹在语文环境污染面前全然无力,不敢想如何优化语文教育环境。长期以来,优化语文教育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无人问津的区域。但是,进行整体性语文教育改革,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因为:1?语文教育本身是一个系统;而系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开放性,从严格意义上讲,封闭系统在宇宙间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具体的系统,都同周围环境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环境是系统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离开了环境,系统的运行就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必须高度重视和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语文教育也不例外;2?语文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就是它源于生活并且永远与生活同在,凡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有口头语言(即所谓“语”),只要那里不全部是文盲就都有书面语言(即所谓“文”),生活处处都充满着语文实践和语文学习,人们时时借助语文来参与生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改造生活、创造生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的语文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而这里所说的生活,绝不是仅指课堂学习生活,而是包括学校课余生活、家庭日常生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含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生活)。显而易见,当我们要进行整体性语文教育改革的时候不能不认真考虑利用、开辟和建设有利于语文教育顺利进行的健康环境,治理、改造和消除有碍于语文教育顺利进行的不健康环境。也可以说,这是为了使学生接受良好的语文教育,而治理语文环境污染、进行语文环境保护和创造尽可能完美的新的语文环境,——简括地说就是优化语文教育环境。这是摆在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一切关心语文教育的人士乃至社会全体成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这里应当探讨一下什么是语文教育的环境。《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环境指“周围的情况和条件”,这似乎简单了些。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一切社会方面的系统的存在都不是自在的和孤立的,都处于和其他社会的、自然的、系统的、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系统通过联系网络同这些外部构成物相联系,它们就是系统的环境”。(苏B.R阿法纳西耶夫著:《社会:系统性、认识与管理》)但是,又正如这部书所指出的:“由于远非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有鲜明而确定的时空范围,所以关于系统与环境的界限的问题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简单,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常常如此紧密,以至于会很自然地发生下列问题:某现象是属于系统,还是属于系统的周围环境?如果该现象对系统发生作用,系统缺乏该现象就不能存在,那么是否可以将该现象归入系统?另一方面,如果现象虽然是系统的成分,但与系统的有机联系不足,是否可以将其从系统中‘抽出’并归入环境?据以划分的系统与环境的标准是什么?”这部书的作者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自答道:“按照我们的观点,这个标准就是某个现象是否参与了系统质的建立,以及参与的性质和程度。只有直接参与建立系统质的客体、现象、过程才可以归入系统。那些对系统来说是外在的,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通过系统的个别要素或整个系统来参与构成系统整体质的客体,属于环境。”这种解释,对我们认识“大语文教育”的环境,很有帮助。


通过“大语文教育”实验的实践,对这个问题,我们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鉴于“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我们认为“大语文教育”的环境可以分为两种: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具体说,前者指校内语文教育环境,后者指校外语文教育环境。如果进一步做层次分析,校内语文教育环境还包括课堂语文教育环境,各科语文教育环境,校内书刊阅览场所语文教育环境和校园语文教育环境;校外语文教育环境包括家庭语文教育环境和社会语文教育环境,——这两种校外语文教育环境比校内语文教育环境远为宽泛和复杂(家庭语文教育环境涉及家庭教育性生活和家庭非教育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语文教育环境涉及社会教育性生活和社会非教育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各种社会文化教育设施,如文化宫、图书馆、广播电视台站、报社、书店、影剧院等等,都是重要的社会语文教育环境。一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包括口头环境和书面环境两类,也都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但是,如果认为所谓环境仅指的是物,那就太片面了。正如在教学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一样,在语文教育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是“人”——在内部环境中是全体师生;在外部环境中是所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其中语文教材和参考书编写工作者、语文教育领导工作者、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语文刊物编辑工作者和语文教育效果的评价者(特别是升学语文考试的内容、方法、制度的决策者们),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在于:1?内部环境在空间上是属于校内的,在时间上基本上是有计划的和少变动的;而外部环境在空间上是属于校外的,在时间上基本上是无计划的和多变动的。2?内部环境存在于语文教育控制能力范围之内,对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的利用,可以做到基本上有序(语文教师本人与学生合作,完全可以控制课堂语文教育环境,语文教师和各科教师共同与学生合作,完全可以控制各科语文教育环境,语文教师和全校教职员共同与学生合作,完全可以控制其他校内语文教育环境);而外部环境存在于语文教师控制范围能力之外,对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的利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做到基本上有序,其余的则处于零乱无序的状态(当然我们应尽量扩大可控范围、缩小不可控范围,但是这种扩大和缩小都是很有限的)。3?内部环境同学校语文教育的各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是直接的、经常的和稳定的,从“大语文教育”的观点看,它是内在的,实际上是参预建立“大语文教育”的系统质的,没有它参预,“大语文教育”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特殊性质,因而应视为要素。由于要素是分等级层次的,而内部环境毕竟不能同基本要素等同,所以,可以姑称之为“非基本要素”或“亚要素”。(主张教学过程由四因素构成的教学论专家中,有的就把“环境条件”列为因素,同我们的看法有部分相同处。)而外部环境同学校语文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则是间接的、不经常和不稳定的,因而是外在的,是间接通过系统的个别要素或整个系统来参预构成系统整体质的客体。4?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引出了另一个区别,即从教师的工作角度讲,内部环境既可以从主观上优化,又可以从客观上优化;而外部环境则基本上只能从主观上优化,因为从客观上优化家庭语文环境和社会语文环境,远远不是语文教师力所能及的事。


什么叫从主观上优化?什么叫从客观上优化?有必要解释一下,因为优化语文教育环境,总的说来就只有两条途径。
从客观上优化语文教育环境,是容易理解的,就是根据教师教好语文、学生学好语文的需要,改善周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现状和条件,创造更良好的周围情况和条件,使学习者能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接受正确的语文信息,形成良好的语文能力和习惯。
从主观上优化语文教育环境,则是:引导学生做“从语文环境中做学习语文的有心人”,培养他们正确对待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种语文环境的意识、能力和习惯,把前者当成正面的教师和正面的教材,把后者当成反面教师和反面教材,在语文学习和实践中实行“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有许多领域等待开拓,有许多方法可以创造,是大有可为的。在进行“大语文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探索。据我们体会,以下工作是可行的:


1?优化语文课堂教育环境。课堂虽小,但由于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里活动,所以课堂语文教育环境对学生影响极大。语文教师应当团结和带动班主任、各科任课教师和全班学生,大家通力合作,为创造一个学语文、用语文的健康环境而努力。基本要求是:①全班学生和所有任课教师都努力说普通话,不说方言,并互相监督、提醒和帮助;(邢台市一位小学特级教师谈,她和同志们最初学普通话时,相约彼此交谈一律用普通话,否则对方不予回答。憋了一段时间,都能说普通话了。这个经验很好。)②师生都不写错别字(包括不规范的字),并努力把字写得清楚、整洁,进而逐步做到比较美观(主要是要求写好硬笔字——钢笔字、铅笔字、圆珠笔字和粉笔字);③师生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都力求“咬文嚼字”,讲求语法、修辞、逻辑;④办好教室里的黑板报;⑤办好教室里的“图书角”或“隐形小图书馆”(即把书分给学生读,定期交换,指定学生负责管理);⑥办好教室读报栏,并培养起学生正确的读报习惯;⑦办好教室内的“阅读与欣赏栏”;⑧定期在教室内展出学生的优秀作文、手抄小报、日记、读书摘抄之类;⑨净化教室内的张贴物(我们实验班还张贴自制的“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汉字基本笔画表”、“汉字主要偏旁系统一览表”、“大语文教育‘一体两翼’教学总体结构示意图”等);在教室展出书法作品,如古今名家书法、师生书法佳作等。
2?优化各科语文教育环境。各科教学本来与语文课是同一层次的;但是由于语文是一切学科内容的载体,所以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包括教材使用的书面语言和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无不构成“大语文教育”的内部环境,甚至各科教材中的某些书面语言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为语文课的教学内容。语文教师当然要重视语文课本,因为它是语文课的主教材;但是我们还应当引导学生重视其他学科的语言文字,甚至把它们也当成语文教材。政治课本的语言多为社会科学性质的说理文,数理科的课本语言多为自然学科性质的说理文,历史课本的语言多为记叙文……而且这些语言文字都有很强的典范性。教师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对巩固、深化和延展语文课内所学大有裨益。我们试用过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从其他各科教科书中选“参读教材”,并指导学生用学语文的方法学习。目的是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像学语文一样地认真阅读其他各科教科书。如物理课本里的《运动和力》、化学课本里的《氧气的性质和用途》、历史课本里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地理课本里的《世界气候》等等,我们都曾选来供学生参读,做辨析文体、归纳主旨、把握结构等方面的练习。


(二)从各科教科书中选编语文练习题。这些练习可以涉及字、词、句、篇、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特别是数理化课本的语言十分精密,用以训练语言很有利。做这样的练习,不仅对语文学习有益,而且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有促进作用,所以很容易赢得其他学科教师的协助与支持。
①把各科的表述性作业吸收为说写教学的内容。如《公民》(下册)有一道思考题:“有人认为,生产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用不着再提倡吃苦耐劳、生活俭朴了。你觉得这种看法对吗?为什么?”我们让学生写一篇驳论性的议论文。我们还对这些表述性作业进行批改。例如,学生在《氧气的制取实验报告》里写:“……把酒精灯点着,把木炭烧到发红,然后伸进集气瓶里,看木炭着不着火……”教师指导学生,应改为:“把酒精灯点燃,把木炭加热到发红,然后插入集气瓶里,观察是否燃烧”,并告诉学生,实验报告的语言应是科学性语言,要准确、精密。
②引导学生通过其他学科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并积累科学知识和生活知识,为语文学习打基础。学语文,不论是读写还是听说,都与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不仅凭语文课,更需要其他学科的配合,尤其需要通过政史和数理化等科帮助学生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初一的《公民》,就“热爱集体”、“遵守纪律”、“文明交往”、“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珍惜时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学法知法”、“义务教育”、“一般违法”、“严重违法”和“守法用法”等十四个专题,做了有理有据、通俗易懂的阐述,最后归结到“做‘四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水平具有很好的作用。学语文,还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其他学科中讲的道理、定义、定律、法则、中外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各科课本中的各种资料,无不可以用于阅读、写作、听话和说话。如初一《历史》讲述了我国从原始社会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主要史实,初一《地理》介绍了我国各方面的主要地理情况,初一《植物》简介了植物学方面的重要知识……这些对学生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间接生活知识,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如果我们能指导学生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并有意识地把它们应用于语文实践,对促进语文能力的提高,必有明显成效。


3?优化校内书刊阅览场所语文教育环境。校内的图书馆、阅览室,是学生的重要学习场所,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尤为重要。不妨这样说,一名中学生如果只抱着语文课本死读,而不到图书馆、阅览室经常借阅书刊,就谈不到真正学好语文。叶圣陶先生多次强调“参考书籍”、指出要“留心看参考书”,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里甚至就图书室有计划地采购图书,图书室没有的书籍采取补救办法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刘国正同志在《阅读教学管窥——学习叶老语文教育思想教育一得》里,结合自己学语文、教语文、编辑语文课本和研究语文教学体会,对叶老的主张有很好的解释和发挥,把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看做“语文教学的一项内容”,这是极有见地的;也恰恰证明了利用图书阅览场所这个语文教育环境,是“大语文教育”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如何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阅览室进行课外阅读,这是“第二语文教学渠道”中的阅读性活动,那么,应该如何优化图书馆、阅览室的环境,以适应学生阅览的需要,并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对学生施以积极的语文教育影响呢?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些事情是必须做的:
(1)语文教师与图书管理人员合作,向学生讲清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的重要意义,并介绍该馆、室所藏书刊情况。
(2)语文教师协助图书管理人员,将书刊目录用工楷写出并在墙上张贴,以利学生选择借阅。
(3)语文教师主动向图书管理人员建议在阅览室里陈列必要的语文工具书和参考书。这种陈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陈列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海》、《辞源》、《联绵字典》、《中华成语大词典》以及《中学古诗文欣赏词典》等等;一类是根据教学进度临时陈列的,如与单元教学内容有联系的书刊或参读文章之类。对这些书物,学生可以在阅览室内自由查阅,省却借阅手续,又可避免书物不足的困难。
(4)语文教师帮助图书管理人员设计和布置图书馆、阅览室的文字环境,使之具有典范性,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的语言文字环境。
(5)语文教师与图书管理人员相配合,及时向学生介绍语文书籍出版信息和图书馆新购置的语文读物的内容提要,以吸引学生积极借阅。
(6)语文教研组与图书馆、阅览室每学期举办一次“最佳读者”的评选活动。
这些工作,看起来是增加了语文教师的负担,开始时也确实如此,但工作做好了,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借阅和查阅的习惯,就会收到“师逸而功倍”的效果。


4?优化校园语文教育环境。任何校园都有语言文字现象存在,这些现象的优劣每日每时都直接地对学生产生着很大影响,所以一定要优化。校园语文教育环境主要包括:①学校的各种布告和书面通知;②各种长期性和临时性的标语;③各种展览橱窗;④各种讲话、报告、讲演、谈话;⑤各种校内广播等。学校领导应对优化校园语文教育环境给予高度重视。语文教研组应把这一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全体语文教师都应在这一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学校可以成立一个以语文教师为主体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教师和学生也可以随时创造一些优化校园语文教育环境的好办法,如有的学校每天早晨在大门口用小黑板揭示一个字或一个词要求学生解释,揭示一句名言或成语要求学生记忆和运用,等等。这样既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语文的氛围,久而久之,学生又可以学到许多知识。组织学生轮流值日做优化校园语文环境的“小哨兵”,也是一个有益的做法。


5?优化家庭语文教育环境。前面已经提到,家庭语文教育环境是超出了语文教师控制能力范围的,所以主要是从主观上优化,即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对待家庭中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语文环境的意识、态度、能力和习惯。但是,这绝不是只向学生提出要求就可以了,而是要按照“启发——推动——了解——鼓励”的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启发,主要使学生懂得正确对待家庭语文环境的意义,激发学生从主观上优化家庭语文教育环境的积极主动性。推动,引导并交付任务、教给方法,让学生向所有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宣讲优化家庭语文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检查家庭语文环境的现状并提出逐步优化的措施;把家庭日常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突出的积极现象和消极现象,随时记录下来;吸收积极的东西,摒除消极的东西,并以自己模范行动带动全体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协作设计和布置家庭语文教育环境等。习惯形成之后则无须教师推动,教师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解情况并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上来。了解情况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学生写“家庭语文环境考察报告”。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教师应适时地予以鼓励,给以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强调从主观上优化的同时,语文教师还应想方设法把不可控的东西变成可控的东西。建立家庭语文教育协会,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协会由全部家长组成,选举语文修养较好的家长任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制订“家庭语文教育协会章程”,明确协会任务。协会的作用主要是:①使学生家长懂得家庭语文教育的重要性,重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语文教育环境;②促使学生家长注意自己在运用语言方面的示范性;③动员学生家长督促、检查学生在家庭中的语文学习,并及时与语文老师沟通情况、交流信息和研究指导方法;④向其他家长介绍自己进行家庭语文教育的经验,等等。为了激励学生家长的积极性,也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表彰奖励措施,如每年由家庭语文教育协会评选一次“优秀家庭语文教育工作者”等。


6?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不存在着语文现象,如果学生确立了明确的和强烈的“从主观上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的意识,那么他便无处不可学语文,所以这个课堂又远远大于学校和家庭之和,特别是对“终身语文学习”来说,十分重要。但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的不可控性,远远超过家庭语文教育环境。在社会大教育的理想实现之前,建立完善的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的控制机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尤宜强调“从主观上优化”。当然正如“从主观上优化家庭语文教育环境”一样,在开始时,教师也应按照“启发——推动——了解——鼓励”的路子加以引导。当然,在 “从客观上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方面,语文教师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刘国正同志在《阅读教学管窥》里说:“考虑之五是如何与社会相联系,取得社会的支持。要随时注意社会上读书的动向,了解社会上、青少年中在阅读方面一时兴起的新潮和集中争论的热点,引导学生研究讨论,明辨是非,趋益避害。……还要视需要与可能,采取措施与社会取得联系,例如组织学生同作家、编辑见面;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的种种阅读活动;组织学生参观书店、图书馆、印刷厂、出版社和报刊的编辑部等等。”这些话虽然是就阅读教学说的,却既包含了“从主观上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的内容,也包含了“从客观上优化社会教育环境”的内容。


我们结合开展“第二语文教学渠道”的活动,做了许多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的尝试。如:引导学生从电视、电影、戏剧、绘画、摄影、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学语文。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从客观上优化语文教育环境的“建设”工作,主要有:①建立校外语文教育点。校外教育点分临时的和长期的两种:临时教育点,根据教学需要由语文教师临时约定;长期教育点,根据“大语文教育”实验的性质、任务,由实验研究组与有关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联系确定。如,我们确定的第一批校外长期语文教育点,包括图书馆、文化馆、书画院、文物管理所、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文联、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②聘请校外语文教师。第一批受聘的导师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副主席、市文管所顾问、书法家、报社编辑、电台和电视台记者、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教育学院教授、已退休的老中学语文教师等。③聘请校外语文学习辅导员,主要由仍在本市学习或工作的历届实验班毕业生构成。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些校外教育点、校外导师和校外辅导员的作用,对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大有好处。前面谈到,语文教材和参考书编写工作者、语文教育领导工作者、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语文刊物编辑工作者和语文教育效果的评价者等,在外部环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在优化社会语文教育环境时理所当然地应把这些重要人物考虑在内。如何取得他们正确而有力的支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所谓“环境”,并不仅仅是个空间范畴,它同时也是时间范畴。当我们按学校、家庭、社会进行分类说明教育环境的影响时,不能只注意到当前现实环境的影响,还要注意到历史环境遗留下的影响和未来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历史遗留下来的繁体字、异体字等的影响,将来人机对话的普及应用等对语文环境产生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注意、去研究。
据我们所知,把优化语文教育环境问题当做一个课题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人,似乎还不多。但《教育社会学概论》的作者,河北大学教育系的裴时英同志提出的“教学环境控制法”很值得重视。他提出四种控制方法即:①信息选拣法(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对各类信息进行筛选,保留对教学有用的信息,剔除对教学无用的信息);②信息转释法(排除环境中不利的信息干扰,并设法使其转化为有用的、积极的信息);③利用和创设环境条件法(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条件,尽可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新的学习环境);④培养学生自控方法(给学生提供适当的机会和条件,提高其自控能力,从而达到自我控制的目的)。这些意见,和我们的主张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如果能把这些意见用于语文教育的实践,想来一定会收到较好的环境效应。
在大力提高课堂语文教学效率的基础上,在有效地开展多种内容和形式的第二语文教学渠道活动的同时,我们如果又能做好优化语文教育环境的工作,我们相信,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必将取得新的突破。


(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教育》1993年第2期)

“大语文教育”刍议

 


“大语文教育”刍议



张孝纯



(一)


根据36年来从事语文教学特别是1980年以来进行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的实践,我以为:应当施行“大语文教育”。因为只有这样,中学语文课才能适应“三个面向”的要求,在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创造型、开拓型人才方面充分发挥它的应有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大规模培养的各级各类的合格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显然,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的、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情感意志、能力和智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的语文课,对上述任务的完成肩负着重大责任。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只让学生读几本语文课本、每年在作文课里写十几篇短文的旧式语文教学,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吗?绝对不能!为了培养出大量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学校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必须改变,中学语文教育也不例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学语文课的改革就不应当总是仅仅从微观着眼,而应当更多地从宏观着眼,使微观方面的问题接受宏观的合理控制。这样,中学语文课就必然要冲破当前的“狭的笼”,而走入“大语文教育”的广阔天地。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旧的语文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真正破除,新的语文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死守着当前的“狭的笼”,只求在局部或细部修修补补,那么,改变旧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便会大半流于空谈。
“大语文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当前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出发,着眼于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以为,我们目前应当大力提倡的“大语文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1?联系社会生活;
2?着眼整体教育;
3?坚持完整结构;
4?重视训练效率。
多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把学生关在教室里一味地读文、作文。这种局面必须打破,而使语文课同社会生活的洪流接通。“语文”,无论解释作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好,或者解释成语言、文字、文章、文学也好,它都是与社会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源于生活,人又常常要通过“语文”来认识社会生活,并借助它来反映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的语文能力得到发展。可以说,人的语文能力,是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感情之上的;人一旦脱离社会生活,头脑就会空虚,思想感情就会贫乏甚至枯竭,他的语文能力也就丧失了生长的沃土,哪里谈得到发展?事实上,每个人的“终身语文学习”主要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完成的,“学校语文学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然是很重要的打基础的部分)。而这一小部分,由于为语文学习本身的实践性所决定,也不能与生活脱节。那种企图使学生不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相接触,而坐在教室里一味接受抽象乏味的语言训练的教育设想,注定是要失败的。所谓“社会生活”,除了直接的之外,还有间接的,也就是主要得自阅读的生活内容(当然也有得自听和看的)。对于间接接触到的这部分生活内容,也绝不可轻视。我们常说,勤阅读和多观察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条件。其实这两点也是提高整个语文能力的重要条件,因为阅读和观察正是通往生活的两条重要渠道,古人中有见识者,都懂得要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现在我们则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的条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使语文课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所谓整体教育包含这样几层意思:1?德、智、体诸育的和谐与统一。教语文,绝不能只盯着语文,而忘掉整体教育的任务,这就是说,要从全面育人出发。应特别强调,绝不能忽视德育同语文教育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语文教育就会失败。因为,(1)文道统一的原则是语文教育的首要原则,我们绝不能培养“能文而无行”的人。我们所说的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实际上是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来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过程中,就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武装学生的头脑,培植他们正确的、高尚的、健康的思想感情。(2)人的思想观点、道德品质、感情意志等等,对于人的听、说、读、写的学习和实践有很大的制约性,因为听、说、读、写等能力都是多因素的,除了语文技能技巧因素和智力因素之外,生活知识因素、人格因素等也都是它们的构成部分。没有抽象的听、说、读、写,只有具体的听、说、读、写,而具体的听、说、读、写离不开人的思想品德等。2?对于智育本身也必须从它的整体着眼。知识、智力、能力是一个统一体,不容割裂。这一点已不需论证;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统一体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东西——智力中的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能力中的创造性的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是智育培养的重点。而这种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自学能力与习惯的培养,正是贯穿在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过程之中。3?上述各育的任务,是通过师生双边活动来实现的,所以诸育以及智力各构成部分的和谐、统一,离不开师生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师生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包含着这样三层意思:(1)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2)从教与学两个方面改进教学;(3)坚持教学相长。限于篇幅,不细述。总之,不着眼于整体教育,语文教育的任务就不能真正完成好。
任何事物都是有结构的,语文教育也不例外。根据系统工程理论整体性原则,社会是个大的系统、大的整体,而学校教育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语文教育又是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校语文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系统,由若干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又有主体、肢体与核心之分:这各个部分如果能合理地、协调一致地活动,便可能产生大于各部分效能简单相加的最佳整体效能;否则,便可能产生“力”的抵消。所以坚持结构的完整性对于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十分重要。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语文教学本身结构的完整性。语文教育是通过语文教学的渠道来实施的,如果语文教学的结构不完整,质量和效率自然大受影响。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使我深信:只抓住语文教学的某一局部、某一环节进行改革,固然也是必要的,但不可能取得最佳整体效能,也不能探索出语文教学的整体规律。
完整的语文教学结构,我认为应由三部分组成:1?语文课堂教学;2?第二语文教学渠道;3?语文学习环境。坚持完整的语文教学结构,就是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1?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2?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3?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第一项是主体,包括范文教读、参读教学、习作教学、语文考查考试等项,而其中又以范文教读为核心。第二、三项是两翼。第二项包括以课外阅读为重心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种多样的语文课外活动(其中又可分为“校内语文课外活动”和“校外语文社会活动”);第三项包括对学校语文环境、家庭语文环境和社会语文环境的利用,而各种语文环境又都可以分为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和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这两项似同而实异:(1)前者需要教师经常性的组织和辅导,其中有的内容(如课外阅读)还需要考查,而后者一般只需教师在开始时的启发和推动,不必组织、辅导,只需了解情况,不必考查;(2)前者内容应尽量与课内学习内容相配合,是课内学习的延伸、扩展和深化,而后者内容则不受这种限制,只由学生自由地、自然而然地把所学内容与在语文环境中接触到的种种语文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受到教益;(3)前者需要书物、场所或其他物质条件,而后者一般不需要(布置校园内和教室内的语文环境时当然也需要少量物质材料);(4)前者的活动较多地依靠有意注意和有意识记,而后者则较多地依靠无意注意和无意识记;(5)前者的活动仍属半自动化性质,是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课堂学习向独立地进行课外学习的过渡,而后者的活动则基本上属于自动化性质,是学生在生活实践中独立的、自动的语文学习活动,它标志着学生自学语文的能力与习惯的开始形成,等等。人们常把“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比做“借清水浇花”,意思是不只靠教师本人这“一桶水”,费力不多,而收获常常出人意料的大,实在是事半功倍;但“借水浇花”总需提水之劳。而“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可比做“借沃土育苗”,土中自含肥料,用不着园丁再去施肥,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自生自长,可谓“师逸而功倍”。吕叔湘同志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里指出:“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到语文。”指的就是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环境的积极影响的问题。可惜我们在语文教育第一线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一直注意不够。
总之,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飞(当然也不可喧宾夺主)。
“一体两翼”的中学语文教学结构示意图如下:


所谓“重视训练效率”,是强调不能只重视训练的数量,而忽视训练的质量,企图靠机械重复和大量增加习题的做法换取好成绩,而应以较小的课内读写量和课外作业量,达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思水平的目标,力求事半功倍。做法呢?诸如改革课堂教学结构,把教学过程组织成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思考、研究和练习的过程;使各种教法以最优方式相配合;提高练习题的设计水平等等,都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坚持“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训练,也就是从前面提到的“一体两翼”的教学结构着眼,来设计语文训练,使各个部分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训练网络。提倡“大语文教育”,主要地正是为了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也只有坚持“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训练,才能把语文训练的效率提到最高。吕叔湘同志指出:所谓“现代化”,最概括地说,就是高效率。对语文训练也应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没有训练的高效率,那么,“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教学结构,也就成了空架子,没有实际意义了。
以上算是个总纲,是对“大语文教育”的总认识。


(二)
怎样才能把上述构想变成现实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中学语文课的课程标准、课程结构、教材体系等等重大问题。这篇短文无力对这些重大问题一一加以论述,而只能就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谈一些意见。
首先谈作为语文教学主体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
语文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为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思的水平和自学语文的能力提供坚实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的出发点则是范文阅读教学(可简称范文教读),也可以说,范文阅读教学是作为“大语文教育”主体的课堂教学的核心。所以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首先是抓好范文教读的改革。近年来,我在语文教学实验中,坚持这样的范文教读途径:在补好基础和培养兴趣的基础上着眼于训练,并在训练中导以最基本的语文规律和学生的心理规律;施教过程则是按照“大语文教育”的构想,通过以单元教学为主体的整体性设计来安排语文训练活动。补好基础、培养兴趣、着眼训练、导以规律和实行单元教学,体现了“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要求。下面仅就训练活动的设计做简括说明,主要有四点:
1?语文训练不是仅就所教读的范文本身来设计,而是既要瞻前顾后,考虑单元间的纵向联系(最好考虑到全册、全学段各单元的联系),又要左顾右盼,考虑这个单元的范文教读同其他各部分的横向联系,从“参读”、“习作”、“课外语文活动”、“语文学习环境”等方面做统一安排,使各方面相互配合,在训练过程中充分发挥“大语文教育”“一体两翼”结构的总体优势。例如,我们把初中《语文》第三册中第四、五两单元合成一个教学单元,其中包括《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春蚕到死丝方尽》、《宇宙里有些什么》、《食物从何处来》、《奇特的激光》和知识短文《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们不仅考虑到前面几个单元中的具有各种描写的范文同本单元的关系,也考虑到以前学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等具有说明性质的范文同本单元的关系,甚至考虑到后边第八单元中两篇说理文同本单元的关系,从而明确了一条训练主线:使学生懂得什么是说明和说明文中的描写要为说明服务,了解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并初步学会抓住特征有条理地(暂要求使用“空间式”和“时间式”)说明事物,同时防止把说明同论述混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围绕着范文教读这个核心,做了整体安排,(1)参读方面(参读,参考阅读),从课外选了一篇导引型的参读文章,从地理课本和物理课本里各选了一段文字做类比型参读文章,从过去学生的优秀习作中选了一篇启发型的参读文章,分别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习作时使用;(2)习作方面,在课内外共安排了四次难易、长短不等的习作练习;(3)课外语文活动方面,共安排观察活动、阅读活动各一次;(4)语文环境方面,利用课堂板报介绍了说明文的语言特点和主要结构方式,并要求学生从各科教科书中和家庭、社会的生活环境中注意发现符合说明要求的文字。
2?精心进行单元中范文本身的教学设计,正确处理单元内各篇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辅相成,以发挥单元教学的整体效能,切忌“组织起来单干”。其中最重要的是:(1)举一反三,比同辨异,使各篇相互为用(这对培养自学能力与习惯很重要);(2)听、说、读、写的训练各有侧重,互相补充,逐步深化。仍以前举合成单元的教学为例,我们紧紧抓住《中国石拱桥》通过具体介绍赵州桥和卢沟桥两个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中国石拱桥的特点以及少量描写对说明的作用,引导学生深入研究;同时组织学生创造性复述介绍赵州桥和卢沟桥的两段课文,以训练说的能力。教《苏州园林》时,引导学生深究作者怎样说明苏州园林的特点,并同《中国石拱桥》比较说明方法的主要异同;在此之前,组织学生朗诵全文以训练朗读能力。阅读课文《春蚕到死丝方尽》,则用自读与辅导相结合的方式教,先组织学生按“自读提纲”默读课文,着重思考、回答:本文重点介绍蚕的哪些特点、说明的顺序以及采用这种顺序的原因;然后填表说明《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和本文在“说明重点”、“说明顺序”和“语言特点”三方面的主要异同。学了上述三文之后,学生对说明与描写的区别以及说明事物要抓住特点,已经了解,所以教后边三篇,就把重点转移到学习怎样抓住特点说明事物上来,而且时时与前面三篇有关的内容相印证。阅读课文《奇特的激光》,各种说明方法大体齐备,让学生自读自析,正好起小结作用。知识短文《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的学习,同这一合成单元的总结课结合进行,把学生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和系统化。这样,各篇之间就是相互为用,而不是“组织起来单干”了。
3?一般按照“预习见疑”——“质询研讨”——“巩固深化”的步骤,把每篇范文的教学过程组织成训练过程,根据单元的总教学要求,对应感知、应理解、应掌握的内容,分别进行相应的训练——有的要充分感受,有的要浅解,有的要深究,有的要应用于实践。需要强调的是要注意单元的总教学要求,因为只根据单篇看,某些内容需要深究或浅解,而从单元整体看则未必。有时我们把研讨的问题弄得很庞杂,往往与忽视单元的总教学要求,失去了宏观的合理控制有关。“预习见疑”阶段,主要是让学生感知教材,并向下一步理解教材过渡。“质询研讨”阶段,主要是让学生理解教材,同时也注意巩固知识。质询研讨的问题可分两类,即前面所说的深究的和浅解的两种。对于应深究的问题,应加控制,即只有从单元总教学要求来看是重要的,才予以深究。“巩固深化”阶段,主要是为了巩固新知,并把知识开始应用于实践。但这只是一般步骤,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格式,实际情形是灵活多变的,有时可能把某一阶段压缩得很短,而另外某一阶段可能延展得较长;有时可能把某两个相邻阶段融合为一(如把“预习见疑”融于“质询研讨”,或把“质询研讨”与“巩固深化”并而为一,即“边理解,边巩固”)等等。这就要求教者根据需要相机处理了。
4?在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要力求在先进的教学思想指导下,根据学生、教材和教师三个实际,使各种教学方法以最优方式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以“大语文教育”的观点、从宏观和微观对立统一的角度观察语文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同意认为只有某种教法(如讨论法)适用于语文教学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万能的教学方法,各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只有使它们以最优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关键不在教学方法本身,而在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在语文课的范文教读中,根据单元的和单篇的目的要求,各种教学方法,诸如讲述、讲解、讲演、谈话、讨论、图解、练习、复习、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参观、演示、阅读教科书等法,以及为语文教学所专用的朗读法、复述法、编制提纲法等等,都可以按照某种方式实现最优结合。但也应承认,在一般情况下,阅读教科书法、谈话法、讨论法、练习法往往居主导地位。例如,我们教《梁生宝买稻种》一课,在“质询研讨”阶段共有大小八项教学活动,参加配合的教学方法计有十种,而以谈话、讨论、练习和阅读教科书四法为主。
训练活动的安排大致如此,但在训练过程中怎样导以最基本的语文规律和学生的心理规律呢?这涉及全部语文教学活动,情况相当复杂,这里仅以语文教学中最基本的一项内容——字的教学为例略加说明,以见一斑。
1?为了加强汉字规律性的教学,我自编了《字法教程》作为我们的“最基本的语文规律知识”辅助教材之一。其中包括笔画、笔顺、字的结构、造字法、主要偏旁部首、汉字和语素、汉字规范化、书法艺术鉴赏等内容。在初中一年级使用,我们强调“字法”与字典并用,“字法”与读文、习作、课外语文活动、语文环境布置相结合。
2?在字法教学的开始,注意激发学生对汉字的感情和学习汉字规律知识的兴趣。如组织学生把新学的英文字hand、face、bed、bag同汉字“手”、“面”、“床”、“袋”相比较,使学生认识汉字结构的有理性和汉字的可解释性。(也指出汉字的缺点,但绝不对它横加指责。)
3?在教学过程中,走“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子,即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分析、综合,进而做出判断,以发现规律。如讲“心”部字,我举出下列三组字:
忘急闷
愉怪惟
恭慕忝
先让学生观察“心”旁有几种形态;再让学生观察各种形态的“心”旁的不同位置;三让学生观察上述各种形态的“心”旁是否都能表示心理状态,然后根据学生的质疑,对“惟”“忝”加以解释,并举出“思惟(维)”“口诵心惟”和“忝居”“忝列”等例。
4?在教学方式上,尽量调动各种手段,加强直观性和趣味性,使学生的心理保持最佳状态。常用手段有:(1)利用自制的“字法教学图片”;(2)利用有趣的板书;(3)利用与汉字有关的文艺材料(故事、联语、字谜等);(4)利用与学汉字有关的游戏。
5?在讲与练的比例上,尽量突出练的因素。如教“页”部时,不是先由教师直接提出“页”部字,而是先板书十个字:丁、工、火、令、夹、卢、皮、客、果、彦,要求学生为它们添上一个共同的表意偏旁,构成合体字。这样引出“页”部字,就把非训练性因素化为训练性因素了。
实践证明:这种导以规律的做法,对提高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和阅读能力(特别是阅读文言文能力),对发展学生的智力,都有明显效果。除汉字之外,其他如词句篇章、听说读写以及注意、记忆、观察、联想、想像、思维等方面,无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有些已为我们所知,有些尚待我们进一步探讨、认识,找出它们中间那些最基本的内容并应用于教学实践,这是从宏观和微观对立统一着眼的“大语文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大语文教育”才能为“导以规律”提供充分的可能性,而只从微观着眼的狭隘的旧式语文教学,只能死守着一些零星琐碎的读和写打转转,不可能为“导以规律”提供广阔的途径。千百年来传统语文教学的缺陷,已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三)
范文教读,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核心,但它还需要课堂教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与之紧密配合,这样,训练效率才能有大的提高。
参读教学是训练学生阅读能力的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和最经济的手段,因而不能把它看成范文教读的附庸,认为可有可无。说它是极重要的环节,是因为它是介乎范文教读同课外自由阅读之间、语文知识同语文能力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只有范文教读而没有参读,阅读教学就只是停留在“出发点”上,而未能向前迈开脚步。说它是最经济的手段,是因为参读读物是根据训练计划精选出来的,比学生自己盲目地随意阅读效果好得多。参读可在课前、课中和课后进行。参读读物可分相关文章和参考书两类。相关文章可分类比、对比、补充、导引、启发、印证等型,而以类比、对比两型居多。参读的进行方式可分“目读”和“耳读”两种(后者指聆听参读文章的诵读、广播等)。并不是每篇范文都需选配参读文章,也要争取以少胜多,一般地说,应尽量与重点单元(或一般单元中的重点课文)相配合。参读教学采用由学生比照范文独立阅读的方式进行,比课本中“阅读课文”的教学要更放手些,否则,不利于自读能力的形成,也就失去了参读的意义。总之,从“大语文教育”的观点看,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参读的训练作用。
习作教学,是极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一种综合语文训练,分口头和书面两种训练(暂把说话训练并入口头习作),前者训练学生出口成章,后者训练学生下笔成文。这项训练的现状很不理想,主要是违背了“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训练原则。主要表现是:习作与生活脱节;习作与学生的思想感情脱节;习作与思维训练脱节;习作训练凌乱无序;作文与改文脱节。针对上述积弊,我们确定习作教学的改革重点有五项:重积累、写真实、开思路、讲序列、求自改。我认为五者是一个整体,较符合“大语文教育”对习作教学的要求。
重积累,是要求学生重视平时的生活积累、语言积累和材料积累,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积累。这一条主要靠课外功夫,狭隘的旧式语文教学是做不到的。
写真实,是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记述真人真事,表达真实的观点、思想和感情,绝不胡编滥造。文艺性习作可偶一为之,但态度要严肃认真,力求表现某一生活现象的实质,并同一般实用性文章的写作区别开来。
开思路,是通过习作教学的全过程对学生进行联想、想像和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主要使学生想得有条理,并能用语言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有条理,并在此基础上力争表现出一定独创性。
讲序列,是要求克服习作训练杂乱无章的毛病,使之带有一定的条理性。为此,我们为实验班编制了《习作纲要》,以“写什么”为经、“怎样写”为纬,并同课本中的写作知识短文的序列尽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习作训练系统。
求自改,这是我们实验小组的作文批改原则。修改文章的能力,是写作能力的一个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训练学生自改文章,实际上是剥夺了学生练习写作的一部分重要权利和机会,大大削弱了习作基本功的训练。我们教导学生自改作文的做法主要有:1?择优集体批改;2?小组批改;3?同学互改;4?本人自改;5?师生口头批改;6?小组评比竞赛。(具体做法,从略。)在自改过程中,教师的工作主要是为学生自改服务,主要是:掌握情况,为学生自改做好准备;为学生自改示范,使学生掌握自改方法;对学生自改起指导和裁决作用;检查学生自改情况。当然教师也应有计划地亲自批改一些学生习作。这种做法提高了学生的习作能力,减轻了教师负担,避免了“无效劳动”,堪称“师逸功倍”。
当前的语文课考查考试,用“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训练原则来观察,可以发现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考核内容的片面性;一是考核目的的消极性。内容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重视考核语文知识(特别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轻视考核语文能力,尤其轻视考核口头语文能力,至于对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社会交际的实际能力的考核,则可以说完全被忽视了。目的的消极性,是指我们对于考查考试的作用,总是仅仅理解成了解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效果,督促学生认真学习,而无视考查考试本身的训练作用。针对这些缺点,我认为当前改革语文课的考查考试,应首先抓住两点:1?变以考核知识为主的考查考试为以考核能力、习惯为主的考查考试;只考读写不考听说的偏向,也要纠正。2?在试题设计和成绩评定方面努力打破教师包办的传统做法。关于第一点改革,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教师大有创造的广阔天地。关于第二点改革,我们曾做过如下尝试:
1?把改革出题和阅卷的用意告诉学生,要求每位同学至少出一道自己认为最好的题并附上答案。教者明白表示:题出得越好,被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可让同学分工:由哪一部分同学负责出哪一方面的题。
2?教者审阅学生出的试题,或者采用其内容而改变一下提问的角度,或者部分地变更一下原题内容,或者只采用其出题的形式,加上教师自出的一些题,作为试题。
3?组织评卷时,先把一些容易判断正误的题交给学生评阅,随着学生判断正误的能力的增强,有时也把大部分试题都交给学生评阅。步骤是:教师公布标准答案,并让学生讨论质疑;然后把全班学生按四行桌分成组,同桌二人合看一题,用流水作业法依次评阅,最后一桌负责复审、核分,每人都在自己评阅的题上签名,以示负责;教师在学生评卷过程中负责检查、解疑和裁决;为了慎重,阅过的试卷还要发还本人进行第二次复审;教师最后改正评卷中的错误,做试卷分析。
这样做,使得教师的负担减轻了,又可在检查、解疑、裁决和正误中了解答卷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学生做学习的主人的积极性,赋予考试以训练价值,这就使考试不仅是检查教学效果和学习质量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对学生进行的一种生动活泼的语文训练的形式了。


(四)
课堂教学是主体,但是只有主体没有两翼,仍然不是整体,不能取得最佳效果,特别是在实现“联系社会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和培养自学语文的能力和习惯方面,会失去重要阵地。
“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的天地,是极广阔的,很难说它究竟有多少具体内容和多少种具体形式。我们只能说它包括两大方面:1?校内语文课外活动;2?校外语文社会活动。这两方面如果再细分,就可以分出:阅读性的(指定的或自定的课外阅读,这是第二语文教学渠道的重心),写作性的(练习课外写作)、书写性的(练习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等)、听说性的(听朗诵、听讲话、参加座谈、参加辩论、练习讲演等)、观察性的(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科学实验情况的观察,特别是对各种各类人的观察)、采访性的(采集校内外新闻、访问某人或某单位并为报刊写报道等)、编辑性的(编辑各种小报、语文学习资料、各种最新信息资料等)、游览性的(结合语文学习,游览、参观名胜古迹、新建设成就等)、游艺性的(讲故事、猜谜语,各种有关语文的游戏和表演等)、鉴赏性的(对文物、文艺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文艺、戏剧的鉴赏、评价等)、展览性的(举办书法、作文、语文成绩或心爱的读物展览等)、学术性的(就某些与语文有关的学术性问题进行探讨等,多在高年级进行)、竞赛性的(如书法竞赛、速读竞赛、作文竞赛、智力竞赛、听说读写邀请赛等),等等。
这些活动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有步骤、有选择地开展,而不能在每一个班内同时开展过多。大多数活动可以结合校内外其他活动进行,如我们实验班学生把《制台见洋人》改编成话剧,结合庆祝新年活动演出;有的班结合竞选班长,组织答辩会,把选班干部同听说性课外活动联系起来,等等。有些活动,由学生分头负责去做,一人出力,大家受益。如我们实验班试行两种办法:1?把学生分成四组,每组每天有一人向全班贡献一样课外的东西(第一组讲个小故事,第二组朗诵一篇短文,第三组介绍一首小诗,第四组做个小演说),按座次轮流,周而复始,约半个月轮一次,全班同学却每天可以吸收四样东西;2?用全班大轮流方式,每天由一名学生编辑、“出版”一份手抄小报《学习生活》,约两个月轮一次,全班同学却每天可看自己的小报。这两种活动都定期评比,优者受奖。阅读性、写作性活动一般可单独进行,但也可与其他活动相配合,如配合《美猴王》一课,组织读少年版《西游记》,然后座谈、写小论文并择优展出。有些小论文很有创见,如赵树梅的《〈西游记〉结尾小议》对原著结尾提出异议,获“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奖章”。
事实上,由于为教育的整体性所决定,随着第二教学渠道活动的开展,我们实验组的同志已经不只是抓语文课外活动,而是连课外体育活动、文艺活动和智力开发活动都抓起来了。如初二的两个实验班不仅搞全班性的听说读写活动(如上所述)和兴趣小组活动(“影视评论”、“写作”等),而且每周按计划安排了下列文体智力活动:星期一,智力开发小组同学组织智力竞赛(自愿参加);星期二,男生足球,女生篮球;星期三,文艺活动(学歌学舞);星期四,男生篮球,女生乒乓球;星期五,越野赛跑(男女分组);星期六,男乒乓球,女羽毛球。
“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是十分重要而又几乎被人忘记的“一翼”。语文学习环境这块天地,比第二语文教学渠道更加广阔,一个人学语文,特别是就他的“终身语文学习”来说,主要是得力于语文环境和语文社会实践的。但是语文环境对人的语文学习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我们必须强化积极的语文环境影响,以抵制消极的语文环境影响。所谓“强化”,又分从客观上强化和从主观上强化两种:前者指为学生学习语文创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尽可能消除学校内特别是教室内的不良的语文环境影响;后者指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对待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语文环境的能力和习惯,也就是自觉地接受好的语言文字环境的影响,把它们当做正面教员和正面教材,注意抵制坏的语言文字环境的影响,把它们当做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从客观上强化的工作中,办好教室内语文墙报,展出具有典范性、规范性的书法作品,与全体教职员合作创造健康的学校书面语言环境和口头语言环境,都是很重要也很有效的,可以使学生通过耳濡目染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实验班的语文墙报包括“每日一字”、“每周一诗”、“名言集锦”、“课外天地”等栏目,先由教师编辑示范,然后师生共同动手,现已大部分由学生分栏轮流自办,起了很好的作用。从主观上强化的工作,既包括学校语文环境,又包括家庭和社会的语文环境。如组织学生做“校外语文观察”、“社会语文调查”,并写观察或调查记录,引导学生做“从语文环境中学语文”的有心人。这件事,学生随时可做,要在养成习惯。我们实验班的学生,能从街道广告、单位牌子、剧场字幕、电视广播、家庭谈话等等方面学到不少好东西,也发现过不少语言文字上的错误。
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和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是两项极重要的语文训练活动,对形成语文能力和习惯关系巨大,而且由于这两项活动都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联系着,实际等于提前使学生运用语文这一工具进行社会交际,所以能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兴趣、情感、意志、德操等,意义又不止于语文水平了。
施行“大语文教育”,人们担心会大大加重语文教师的负担,其实并不尽然。如果教师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而不事事越俎代庖;同年级教师又能通力合作;社会有关部门也能在编写“参读文选”、设计第二语文教学渠道活动等方面给予支持、协助;那么,即使水平并不太高、经验并不太多的语文教师,也完全可以愉快地胜任“大语文教育”的任务。而教育效果,绝不是困守在“狭的笼”里的旧式语文教学所可企及的了。
1984年11月第一稿草成
1985年3月扩充成第二稿
1985年7月压缩成此稿


[附记]第三稿成,见吴正风同志《应当重视语文教学的宏观研究》(1985年7月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其中说:“大题可以小做,宏观研究可以从较小的侧面突破”。拙文可以看做“大题小做”的一个尝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最早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后多家刊物转载)